“小城故事多充满喜和乐，若是你到小城来收获特别多，看似一幅画听像一首歌，……”。当我在1980年第一次听到邓丽君用甜美的嗓子唱着这首《小城的故事》的时候，不禁让我想起那遥远的故乡——新丰；我就觉得这歌中的小城，就是我魂牵梦萦故乡——新丰。
新丰是广东省中北部的一个小县城，是东江和流溪河三河水分流之处，而且是东江重要支流之一的新丰江源头。“新丰属典型的山区县，境内山高岭峻，地势险要，山峰林立，山脉纵横交错。东部为九连山脉，西部为青云山脉，呈东北－西南走向斜贯全境。地势为中北部较高，东西部稍低，形成一条条狭长的山谷地带和一个个小型盆地。境内有大小山峰1109座，其中千米以上的65座。距县城北面8公里的云髻山，海拔1438.8米，是县内最高峰。境内丘陵、盆地广布，河谷平原狭小，有山地面积1698.9平方公里，可耕地面积173.2平方公里，水域面积42.9平方公里，其他用地面积100.2平方公里，素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称”（摘自新丰县志）。
新丰是一个名不经传的客家小城，有着客家人朴实、勤劳的传统和美德。新丰是我童年成长的地方，至今还留着我对童年的依稀记忆。
我老爸1949年参加党组织迎接解放军解放广东，1950年就正式参加土改工作队。那时，粤北乐昌的土匪活动很猖獗，经常偷袭乡村的乡政府，屠杀工作队队员。有一次，爸爸所在的工作组在一个乡政府里被土匪围住了，工作组和乡政府人员拼死抵抗，眼看土匪就要攻进来了，面对着即将来临的屠杀，乡政府和工作队都做好牺牲了准备。幸好县大队就赶了过来，才给乡政府解了围。随后，南方局调集了野战军到岭南山脉清剿土匪，匪患才逐渐得到了平息。1952年韶关专署对土改工作情况进行了验收，对新丰的土改工作不满意，认为新丰的土改工作不彻底，存在温和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思想。所以，新丰的土改工作受到了上级的严厉批评。这样，韶关专署从其他地方抽掉了一部分土改干部到新丰继续土改。我老爸就在这样的形势下，于1952年底到达了新丰继续搞土改，一直到1973年调离新丰，整整呆了21年。把自己人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年华，贡献给了这片土地。几十年来，老爸从没向我们讲述过在新丰的往事，但我知道他无论在报纸上，还是在电视里，只要出现新丰的名字，他就会很关注，在心里默默注视着新丰的发展。早在十多年前，我们兄弟几个就说开辆车，和老爸回新丰看看，可老爸似乎不太愿意翻开那些尘封的往事，总是摆摆手说：“去干嘛？不去了！”近年来，我才逐渐听到老爸点点滴滴地讲述了在新丰的一些往事。这时，才知道老爸在新丰工作的这20余年，流在这片土地上，不光付出了青春的汗水，也伴着不少辛酸的记忆。而我却不同，我出生在新丰，最纯真、最快乐的童年，就是在偏远的小县城度过的。所以，新丰在我的心坎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今天，我终于重返到阔别了近40年的新丰，那些曾经深深锲在脑海中的记忆，渐渐重现在我的眼前，没有惊涛骇浪，也没有惊天动地，只有那童年朴实的眼睛，看着那历史长河中一朵小小的浪花……
一、云髻山的传说
我们的车是从翁源县城出发，穿越着粤北的崇山峻岭，快到新丰县城的时候，弯弯曲曲的山道，把我的胃“晃荡”得有些翻江倒海的感觉。突然，同行叫道：“看！那山就是云髻山。象一个少妇的发髻。”
我立即精神抖擞地向前方的山峰望去，眼前的山峰赫然展现在眼前，真象一个女人的发髻。黄昏的天空呈现出谈谈的晚霞，斑斑点点的云朵，排列得整整齐齐，静静地挂在天空。云髻山仿佛衬托在一幅绚丽的风景画中，显得格外的娇媚。那端正的发髻背后，让人联想到那肯定是一张女人美丽的脸庞。孩提时对阿婆髻的印象，现在早已模糊不清了，只是把阿婆髻山这个名字，深深烙在童年的心坎上。
云髻山奇峰林立、怪石纷呈。狮子峰雄伟峻拔，玉女峰洒脱秀美，酒壶耳峰惟妙惟肖，五指山直插云霄……。其实，小时候，我们都叫它阿婆髻山。只是近年为了开发旅游项目，不知道被那个文人墨客改成了个文绉绉的名字——云髻山，便可以让人们联想翩翩，你可以那她想象成一个美丽少妇的发髻，你也可以把她想象成一个饱经沧桑的老阿婆的发髻。而我还是认为叫阿婆髻更为贴切，因为这座经历了千百年的山峰，就像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有着更深厚的历史积淀。
云髻山是新丰江的源头，滚滚东流的新丰江水蓄于广东省第一大的新丰江水库，润泽下游的惠州、东莞、深圳、香港等地万千民众。 “云髻山一年四季风光如画。春赏山花，春天是彩色的海洋，满山盛放着一簇簇没有名字的山花、野花，五彩缤纷，斑斓多姿，展示着大自然生命的绽放与延续；夏弄清风，夏天是郁郁葱葱的天地，阵阵山风吹过，夹着飞瀑，给人清凉爽快的感觉；秋观红叶，秋天是火红的日子，金红的枫叶成行成片，大山以最朴实的方式，用火一样地热情欢迎八方游客的到来；冬踏冰雪，冬天是玉色的世界，冰花、冰串、冰天雪地，晶莹剔透，白雪皑皑”（摘自新丰县志）。
我到了新丰当晚，就去看望了妈妈的金兰姊妹——梁姨。梁姨的大儿子叫伟哥，是我哥哥的同学，也是我小时候挺崇拜的一个大哥哥。记得小时候，看见伟哥用废旧轴承做成了小滑车、在体育场上放风筝，我就觉得伟哥很了不起的呢。常常喜欢做跟屁虫似的，要和这群大哥哥玩，可常常被赶了回来。记得那时梁姨在县招待所工作，家也在招待所里面。县政府招待所是一走凹字型的四、五层钢筋水泥楼房，在60年代的小县城就是一座相当不错的建筑了。周末，妈妈常常带着我们到梁姨家玩。招待所的院子里搭着一个几十平方米的葡萄架，那结出的葡萄连我们这个小孩都不摘，因为太酸溜溜了。我喜欢和几个小玩伴爬上招待所的楼顶上玩，在楼顶可以看见县城不少的地方，还有楼顶的一个个七拐八拐的水泥墩，成了我们玩打仗的好地方。可惜，今天再也看不见这栋楼房了。
从梁姨家出来，伟哥非要开车陪我到县城转了转，在新广场的罗马柱前，伟哥说：“这广场和罗马柱是叶树养（韶关市委常委、公安局长，因受贿数千万已被逮捕）在这儿当县委书记时搞的。在他被逮捕前，这罗马柱前几十米长用水泥砌成的石坎，竟然齐刷刷倒了下来。”
这台阶竟然整整齐齐塌了下来，是预兆着这位贪官的下台？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天意，但我听说叶树养是在新丰土生土长的一个农民的儿子，小时候家里很贫穷，读书上学的时候，在寒冷的冬天，居然还光着脚丫上学。他能从农村贫瘠而艰辛的路上，走到韶关市常委、韶关市公安局长的位置，实属不易。可就是因为贪婪，最终铛琅入狱。
记得小时候，常常听姐婆（客家人对外婆的称呼）讲故事，我就爱用一种神秘、好奇的童心，沉静在故事里。其中讲述了一个有关阿婆髻山的故事：
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在阿婆髻的山脚下，住着一对父母双亡的兄弟，他们每天都要上山砍柴，然后拿到县城的集市去换粮食，过着贫穷而清谈的农家生活。哥俩天生有着一付好嗓子，只要一到山上，他们就会放开嗓子，高唱着客家山歌。他俩的歌声一响，风静了，树儿停止了飕飕的摇浠；鸟儿也落在树梢，停止了呱呱叫，都在听甜美唱歌。哥俩就这样在贫困而快乐中，一天一天长大。有一天，他们来到阿婆髻山顶上，当砍好柴，在一块大岩石下休息时，惊喜发现了从石缝中掉出一粒一粒的米，已堆成小碗那么高了。兄弟俩把米捡起到锅里，做了顿香喷喷的大米饭吃，然后就高高兴兴挑着柴，唱着山歌下山了。以后，哥俩每天都到大岩石下，把一只碗放在石缝下接米，然后唱着歌儿去砍柴了。等到了中午回来，就接到满满的一碗米了。从此，哥俩每天都能吃上香喷喷的大米饭了，过上清贫而又快乐的日子。转眼到了冬天了，阿婆髻山上的风很大，吹在哥俩单薄的衣服上，冻的瑟瑟发抖。当他们在走到大岩石下时，老大看见老二有把碗摆在岩石的裂缝下，就灵机一动说：“老二，这岩石老是下米，该不是岩石里面是粮仓，或是有会生米的宝贝吧？！”
“哥，说不定里面真藏着什么宝贝呢。”老二说。
“唉——，我们天天上山砍柴，也只漏给我们一小碗米。现在天气那么冷了，不如我们刨开岩石看看。如果是粮仓，我们就把米担回家去。如果在能生米的宝贝，就更好了，我们就拿回家去，让它生米。这样，我们就不用天天上山砍柴了。”老大说。
“对啊，以前我们干嘛不会这么想呢？！真是笨死了。”老二马上就赞成了老大的意见。
哥俩一不做二不休，马上找了大榔头和钢杵，对着大岩石的裂缝，“叮叮当当”地敲了起来。
岩石被敲得一块一块掉了下来，哥俩终于将岩石凿开了个大口，只见从岩石的裂缝中“扑”地飞出了一只小麻雀，展开翅膀，飞上了蓝天。哥俩在岩石缝中，扣了半天，除了几片腐叶，什么也没有发现。从今以后，阿婆髻山的岩石再不会下米了。从此，哥俩每天上山砍柴，再也吃不上香喷喷的大米饭了。结果，哥俩每天无精打采上山砍柴，垂头丧气的背着柴火下山。阿婆髻山上再也听不到哥俩嘹亮的山歌了。不出几年，哥俩就忧郁而死了。
听完姐婆讲故事，最后，姐婆总是孜孜不倦给我们说：“人不能太贪，贪就得个贫！”
此时，我边走边想着姐婆讲述的这个故事，在物质横流的今天，对世人还会起着警示的启迪吗？
二、三年自然灾害
当我们上学以后，才从的历史课本中，让我知道了1959-1961年间的“三年自然灾害”。直到近年，才知道那三年不光是自然灾害，而有着很大的人祸因素，正如彭德怀元帅说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目前官方公布的消息：在三年自然灾害中有7000万人被饿死。听姐婆说：那时候，很多人饿死了。姐婆把后院的一颗芭蕉树砍了，切成片，撒把盐就放到锅里炒一炒，拿到街上买一分钱一碗，不一会就被抢光了。今天看到关于三年自然灾害的真实资料，我真为我们出生在“三年自然灾害中”而活着的人们感到庆幸，能在那么艰难的岁月生存下来，在感谢你们父母的同时，也应该感谢你自己有着顽强的生命力！
我出生在中国最困难的“三年自然灾害”末期的1961年，由于物质匮乏，那时的大人、小孩都很饿，就更谈不上营养了。所以，十月怀胎的妈妈就生下先天营养不良的我。我出生那天，爸爸都下乡近一个月了，听到我出生的消息，爸爸就急匆匆要从公社赶回来。恰好，石可权县长也到公社检查工作，他就招呼爸爸一起乘上吉普车回县城。那时，新丰县只有这么一台吉普车，能坐上书记、县长用的吉普车，那真是一种荣耀。在车里，石县长很和蔼地和爸爸聊天，当他得知爸爸又抱了个儿子后，就很高兴向爸爸祝贺，并主动地批了一张条子给爸爸，是到食品公司购买肉类的批条。那时，物质太缺乏了，别说没钱，就是有钱也买不到食品，很多食品的供应都要县领导的批条。爸爸性格倔犟，从来也不为自己的事情求人，此时接过石县长的批条，在心里真是由衷地感谢县长的关心。到了县城，爸爸就兴冲冲赶到食品公司，可食品公司库存也没有什么肉类，只有一筐海鱼。平时，爸爸从来都没有买过菜，买菜做饭带孩子的家务活，都是姐婆（外婆）做的。所以，面对一筐的海鱼，爸爸也不知道是咸鱼还是新鲜海鱼，就拣了一条买回家。姐婆接过海鱼去洗，才知道这鱼都已经霉烂发臭了，根本就不能吃了。由于妈妈缺少营养，腿都浮肿了，更没有多少奶水喂我了，加上没有多少食品供。所以，我从小就缺乏营养、体弱不是那么强壮。小时候一坐上汽车就晕车，吐得一塌糊涂，幸好以后当兵去了，经过在空军部队的锻炼，在体育课上练习旋梯、滚轮，最后倒也敢在空中翻筋斗了。不过，在不幸被饿死的7000万人中，我的大伯娘母子就没有那么幸运了。由于缺少食物，大伯娘在怀孕期间就缺少营养得了水肿病，十月怀胎生下一个弱小的男婴就撒手人寰，我可怜的小堂哥因为没有奶水最终也就夭折了。这距新中国诞生仅仅十年，中国就经历了一场“大跃进”、“反右”带来的人为灾难，把人们刚刚经历几十年战火弥漫，走进和平时代的那种喜悦，拖入了迷茫！
三、童眼的世界
在童年的目光中，看的距离总是感觉很长很长；在童年的岁月，感受到的日子总是觉得太漫长；在童年的期待里，总是希望快快长大，用自己的腿把世界丈量；在童年的梦想，多么想展开翅膀在蓝天上飞翔。年轻的时候，少不更事，总感觉有挥皬不完的青春，可当我们在双鬓白发祭奠青春的时候，才深深惋惜那匆匆流逝的时光，多么想回到那尽管清贫，但拥有天真、快乐、无邪的童年。
一个成年人最遥远的记忆是什么时候的呢？我不知道别人能记住什么，但我有一个记忆，总是浮现在我的脑海：那一年夏天的深夜，我大慨是2、3岁的时候，发着高烧在襁褓中哭啼着，外婆就抱着我在巷子里徘徊，一边走一边用手轻轻拍打着我的背脊，嘴里轻轻哼着催眠曲。慢慢地我在襁褓中止住了哭啼，用溜溜转的眼睛，看见漆黑而恬静的四周，耳边响起了蝉鸣的声音，巷旁一边是我们居住的一排矮矮的小平房，另一边是屋檐雕龙飞凤舞的陈家祠堂；抬头望去，深遂的夜空闪铄着无数的星星。我彷佛就能张开一双翅膀，飞上那浩瀚的夜空。这景象一直深深印在我的脑海，这大慨是我最遥远的记忆了。
在中国南方历史的演绎中，客家人有着勤劳勇敢、朴实善良的传统，客家话不象粤语，粤语是地道的南蛮话，而客家话则属于北方语系的一个分支。客家人比较崇尚文化，尊重读书人。所以，很多客家人再穷也要想方设法让孩子上学读书，然后走仕途当官或经商做生意，发了财的客家人，必然会做三件大事：盖大围（大屋）、建宗祠（祠堂）、修大坟（祖坟），以此光宗耀祖。我小时候住的房屋就是一个祠堂，打我记事起，这雄伟、漂亮的祠堂，已分割成一间间的住房了。我家原来住在祠堂里有一间大屋，在祠堂旁边的平房还有一间小房子，后来这排平房拆了盖起工会礼堂，我家又在祠堂的另一厢分了间大屋，两间房子正好是在祠堂中央的两厢，大小对称，结构一样。据说，这祠堂叫陈家祠堂，它建筑面积大约1200多平方。祠堂的大门口应该有两尊威武的石狮子的，但我从来就没有看见过，不知道什么时候，祠堂的前面盖起了一座两层混砖结构的房子，挡住了从祠堂望到大街的视线，这座房子就是县城唯一的一个公安派出所。从祠堂正门进来，迈上二十几级的青石台阶，两根高高的石柱，撑着雕刻着龙飞凤舞的屋檐，大门两边的对联也早已不知了去向。跨过近半米高的门槛，迎面是一道雕刻着梅兰竹菊的屏风，从屏风左右两个小门进去，只见中央一个大天井，宽阔的两厢前后都是隔成了住房。天井下用鹅卵石铺成一个个美丽的图案，天井四周的屋檐，雕刻着花草、鸟兽、龙凤；天井一边还种着一颗桂花树，每当八月的时候，满祠堂都飘满了桂花的芳香。从天井的中央，搭着一条约两米宽、三米多长的青麻石桥，一直通到祠堂的大堂。过去，这祠堂的大堂是什么样子，我一点也不知道了，后来我只是猜想，大堂一定是富丽堂皇。那时，祠堂的正大堂住着谢叔叔一家，紧挨着中央大堂的两厢，是我家住着的两间大房，文革开始以后，我家住的左厢房又被隔开一半，给别人家住了。靠大门前的两边厢房是卢伯伯一家住的两间房。本来穿过大堂可以直接到后庭，但正大堂都隔开住人了，只能从祠堂外面两侧走到后庭。祠堂后庭还有几间房子，中间还有一个小天井，整个祠堂结构对称，布局浑然一体，采光、通风、排水十分科学，给人一种威严、肃穆、富丽堂皇，展现着浓厚中国客家文化的底蕴。陈家祠堂旁边是一片空地，中央有一口水井，住在附近的人都到这儿挑水，大慨到了1966年左右，新丰县城安装了自来水以后，就用厚厚的木板把井口封了起来。和这片空地相邻的是法院和检察院，这两院都在一个大院工作。这个大院原来是一座观音庙，占地面积有一千平方米左右，建筑设计也非常雄伟、别致，内设大大小小六个天井，通风采光布局十分科学。观音庙的屋檐亦雕刻的龙飞凤舞、花草鸟兽，活灵活现的，不愧是一班能工巧匠的杰作，体现了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艺术。
观音庙前，有两只大大的石狮子。小时候，孩子们经常爬上石狮子的背上玩“骑马”，观音庙的大门足有两寸厚的木板做成的，大门一开一关，发出“嘎吱”低沉的吼声，跨过近半米高的门槛走进观音庙，迎面是一幅龙飞凤舞的屏风，穿过屏风两边的小门，是一个两边对称的天井，对面早就改建成了两间大大的办公室，正堵住了正中央。一间是法院的办公室，另一间是检察院的办公室；从天井的右边进去，有是一个大天井，后面就是用木板栅栏隔成一个大厅堂。解放前，这大堂摆放着观音菩萨金身，两旁站立着八大金刚，很多信男信女都到这烧香拜佛的。解放后，早已把观音菩萨像搬到杂物间去了，八大金刚的像也不知所踪了。文革开始以后，被撇在杂物间的观音菩萨像也难免此劫，被人们从杂物间搬了出来，食堂的炊事员大伯抡起大斧，把这尊披红挂绿、渡着金身的观音菩萨像劈得稀巴烂，后然就蹲在地上“哎呀—哎呀—”叫起肚子疼，大家先是一愣，接着就“哈哈哈”大笑起来，原来炊事员大伯装肚子疼呢。紧接着，我们这帮孩子就七手八脚帮着把劈下来的木片，搬到食堂当柴火了。那时候，陈家祠堂和观音庙联成一片，就是我们孩提玩耍的天堂。
童年的记忆是最美好的，或许这陈家祠堂和观音庙给我留下的记忆太深刻了，直到八十年代末，我从军旅解甲归来的时候还在想：应该把这两座古建筑保留下来，做为新丰的客家博物馆！可当我辗转打听到，陈家祠堂和观音庙早在八十年代中期就已拆了，建上一幢八、九层的民用住宅，真让我感到心痛不已，至至今天我重返新丰县城，依然感到惋惜不已。
孩提时候的新丰县城忒小，但在我心目中也特别的美。当我在八十年代还在军营的时候，听见邓丽君唱的《小城故事》，不禁让我想起那遥远的新丰小城。据说在60年代，新丰这个小县城就成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社会主义样板县了。那时的新丰，在县委大院内有一颗大树，好像是一颗枝叶茂盛的大榕树，树上悬挂着一口古钟，“铛-铛-铛-”钟声响遍整个小城，人们就知道上下班的时间到了。我家住的陈家祠堂前，就是新丰县城最繁华的街道了，街道两旁种着白玉兰，每当花开的季节，白玉兰的清香，飘满了这小小的县城。从这条街道往南，有邮电局、商业局、人民医院、新丰中学、招待所、日杂公司、汽车站等；往北，是一个十字路口，汇集着纺织品公司、百货公司、旅馆饭店、照相馆、人民银行、新华书店，这是新丰县城的商贸中心；往西，就是西门口了，那是一片居民区，大多是两层的木板房，道路两旁都是小小的商铺，这就是新丰最繁华商业街了。每当虚日（赶集）的时候，从十字街口到西门口，整日都是车水马龙，挤满了熙熙攘攘的人群。陈家祠堂的后面是一个绿草茵茵的体育场和树茂花红的人民公园，周边是县委、县政府、武装部、公安局，幼儿园、新丰小学、文化馆、电影院，集小城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带。
今天，我站在广场的罗马柱下，这儿就是陈家祠堂的旧址。我环望着四周，孩提时候那种广阔的印象，怎么变得这么小了？记得出了陈家祠堂的大门，走到十字路口，就有很长很长的一段距离，现在一眼看去，居然不到百米；记得从十字路口走到县城最南端的汽车站，就感觉那是一条遥远而艰难的路程了，现在一看居然也不过千余米；人民公园和体育场，是孩提玩耍、游戏的大天堂，现在看去，也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街心广场。这一切，在孩提时的眼里，这可是一个大千世界啊！
四、幼儿园的风波
新丰幼儿园座落在公园的一角，门前就是公园的一部分，所以，环境很美。1960年新丰幼儿园发生了起幼儿被开水烫伤的意外事故。本来这是一起很平常的责任事故，可是，被烫伤的恰好是葛福堂副县长的女儿。而当时是潘启娴任幼儿园园长，她丈夫是县委为数不多的大学毕业生陈星汉，在1958年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中，以知识分子的幼稚，向县委县政府提了意见，最后被定性为向党进攻，划分为右派分子。
潘启娴园长在幼儿被烫伤后，立即把幼儿送往县人民医院治疗。当时葛副县长得知后，大发雷霆地吼道：“这是右派分子搞阶级报复！”指示公安局把潘启娴抓起来法办。
其实，当时大家都明白这是一起意外事故，当时，在园里很多幼儿在追逐、奔跑，一个幼儿一头撞上提着开水的潘启娴园长身上，被洒下的开水烫着了。但是，现在葛副县长发话了，公检法三家的头头谁也不愿意说不同领导意见的话。公安局就推给检察院：“只要检察院批捕，我们就抓。”法院的态度也很暧昧：“你们抓了，我就判呗。”把皮球踢到检察院头上。当时检察院的检察长是新上任不久的赵志富，原任的陈雪芹检察长已被打成右派下放劳动改造了。其被打成右派的缘由，是在大鸣大放、大纸报大辩论的时候，他在检察院内部开会的时候说：“党委不要太多干涉司法工作，司法要有独立性。”不久在“反右”运动的时候，被副检察长赵志富告了一状，说他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样，陈雪芹检察长就被打成右派分子了。
幼儿园的事故发生了，葛副县长也发话了，公检法按兵不动，这让葛副县长觉得很没面子，这位山东汉子就在县委会上发飙了。因为事故涉及到县委常委成员，时任县委书记的张建勋，不得不慎重主持这起事故的处理了。因此，张书记决定召开公检法进行“三堂会审”，听取大家的意见。
赵志富检察长通知在批捕科的爸爸，明天和他一起参加会议。当时，爸爸曾到省检察干部训练班学习了一年，在当时的检察院里也算是半个科班。当接到开会的通知后，爸爸专门跑到幼儿园了解情况，做好明天会议的准备。
第二天，爸爸随着赵志富检察长到了县委小会议室开会。会议由县委书记张建勋亲自主持。公检法三家部门的头头都到齐了，张书记开门见山地要大家对这起事件各抒己见，依法办事，按法律规定定性。
会议很沉静，大家都沉默不语，谁也不肯先发言。张书记再三催促着：“看看谁先发表意见。”
法院廖院长怂恿着爸爸：“小牛，你是从检察官训练班学习回来的，理论水平高。你就先说说吧。”
爸爸倒不是被院长恭维的这句话而沾沾自喜，而是一颗年轻的心耐不着这样的寂静，同时觉得一个检察官的责任，就是应该依法办事。所以，就不知道深浅地说：“这件事情，我去过了幼儿园，访问了在现场的保育员，对事故做了详细的调查。我个人的观点，这是一起意外的责任事故。不能说是右派分子的打击报复，因此就不应当适用刑法来处理。”然后，把了解到的情况一五一十向张建勋书记做了汇报。
听着爸爸的发言，张书记和蔼地轻轻点了点头。看见张书记的态度，公安局长马上就接着说：“我也赞成小牛同志的意见，这件事属于一般的民事责任问题，对潘启娴不应抓捕法办。”
法院廖院长也表示了观点，不赞成逮捕潘启娴。而检察长赵志富和葛副县长同是山东老乡，也一同随“四野”南下到新丰，又一起转业到地方工作，当然是很铁的哥们。所以，他的观点是坚持要抓捕法办潘启娴，同时对自己的部下发出与自己不同观点的声音很是恼火。最后，张书记作了决定性发言：“对这起事件，我们本着谨慎的态度。刚才综合了公检法三部门的意见，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依照法律，这起幼儿园事故，属于一般意外的责任事故。所以，对潘启娴不采取抓捕法办措施。对幼儿园发生这样的事故，要严肃批评，以后杜绝这样的事故发生。”
这起本来很平常的一起意外事故，险些把潘启娴送进监狱，这也是爸爸敢于仗义执言起到一定的作用。殊不知，这件事情，在爸爸的仕途发展上，埋下了一个巨大的绊脚石。
五、法治的悲哀
“依法办事”是每一个法律工作者的神圣职责，爸爸在检察官的职位上很努力地工作，依法办事的作风，也很受群众的爱戴。有一个15、6岁的孩子，被人诬告书写反动标语，被公安局抓了起来。案件移送到了检察院，爸爸负责这个案子，通过认真阅读案卷和走访群众，发现了一些疑点。那时，县公安局还做不了笔迹鉴定，如果其他证据充足，就可以下结论。在那个特殊的政治年代，如果一个人的政治生命被蒙上了污点，那他的一生就完了，更何况还是一个孩子。爸爸本着对人责任的态度，多次到乡下去走访、了解情况，坚持要公安局出具字迹鉴定结果，公安局只好跑到地区公安处做字迹鉴定，结果证实书写反动标语的不是这个孩子。孩子的父母犹于绝处逢生，在最绝望的时候得到了解救，在内心对爸爸千谢万谢。因孩子的妈妈和爸爸同姓，所以孩子的父母坚持要孩子认爸爸为舅舅，爸爸推辞不了，也没有嫌弃他们是的农村人，就答应了。之后时常还买些学习文具送给孩子读书。这孩子一直到90年代都和我们家都有联系，所以，我也就对这件事情也知道一二。
1962年的一天，妈妈在水井旁洗衣服。这时，检察长赵志富家的小保姆也来到水井旁挑水。她是一个从深山里的大席乡来到城里做保姆，才十三岁的小女孩。大席山区很穷，但山里的水土很养人，小姑娘白净的肌肤细腻润滑，头发乌黑油亮，双眼又圆又亮，好像一池清澈的泉水，红润的脸蛋就象搽了胭脂的水蜜桃。
那天，她来到水井边，磨磨唧唧好一会，才怯声声地叫了声：“阿姨！”
我妈妈抬头一看，她乌黑的头发有些凌乱，无神的眼睛又红又肿，原本红润的脸蛋好像霜打了的鲜花一样憔悴。她还未言语，一串一串的泪珠，就像断线的露珠，唰唰地滚了下来。一副楚楚伤心的神态，让人又怜又心疼。
看见她的样子，妈妈吓了一跳，关切地说：“你这是怎么啦？”
小保姆：“哇！”地一声，就抱着妈妈痛哭起来。
妈妈被她哭得丈二摸不着头脑，抚摸着她一头的秀发，轻轻拍打着她的后背说：“孩子，别哭！有什么事情给阿姨说。”
听完了小保姆的哭诉，妈妈肺都给气炸了。原来检察长赵志富强奸了小保姆！
妈妈到了仅一墙之隔的检察院，在办公室里叫上爸爸，就带着小保姆到了县政府妇联，找到妇联主任叶辉，让小保姆把遭受赵志富强奸的事情，原原本本向叶辉主任诉说。
在新丰这个纯朴的小县城，竟然发生检察长强奸未成年小保姆的重大案件。妇联主任觉得事情重大，马上向县委书记张建勋作了汇报，张书记指示公安局马上立案，调查取证，要依法办事。
赵志富被公安局关押了十几天后，就被放了出来。不久，就回山东老家了，究竟是被开除公职遣返回乡了，还是组织调动，回其原籍工作，爸爸至今也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本应受到刑事处罚的赵志富，却逃避了刑法的处罚。对赵志富罪罚相适应的问题上，爸爸对此一直耿耿于怀，感觉法律的尊严被戏弄了。如果按赵志富强奸未成人少女罪判，他至少被判刑10年左右。但在那人治的环境里，他却轻松地逃避了法律的制裁。爸爸对此感觉到很是无可奈何。
事情也很凑巧，就距赵志富强奸未成人保姆案不到两年，小县城又发生了一起轰动的桃色事件。1964年，县文化馆有个30多岁的李姓干部，小有文才，时常能写些豆腐块的文章发表，在曲艺方面，吹、拉、弹、唱都会一点，虽然早已结婚成家，但依然很受年轻女孩的好感。当时，县纪委书记家的姑娘，大胆追着他，他也经不起诱惑，两人双双坠入了爱河。这桃色新闻暴光以后，在这个小小的县城引起了轰动，成了小市民们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纪委李书记觉得很丢脸，气急败坏地指示公检法立即行动，快捕快审。尽管当时公检法内部对这起桃色事件有不同的意见，认为这不过是一起属于道德性质的风化事件，够不上刑事犯罪。但最终法拧不过领导的意志，李某还是被以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18年。尽管在80年代中期，李某被平反了，但已受了十多年牢狱之灾，平反释放后就在监狱里做职工，已是风烛残年了。
记得在1970年的时候，爸爸从“五七干校”学习结束后，就分配到马头公社做公安特派员。那时的公社，没有公安派出所、没有法庭，一个公安特派员就得负责全公社的政法工作了。相对来说，那时候人的思想比较单纯，很少发生违法乱纪的事情。有一天，一个从老马头来的老太太，哭哭啼啼诉说她的儿子被人抓去浸猪笼了。原来，这老太太有个儿子是个傻子，经常惹是生非，还有小偷小摸的毛病，村里的人都很讨厌他。这次又偷了村民的东西，给民兵连长抓住了，就几人商量后，悄悄把这个傻子装进猪笼浸到河里淹死了。我爸爸听了这是一起人命案，案情重大，就立即向公社党委作了汇报。在召开公社党委会的时候，武装部部长认为虽然这是一起严重的违法事件，但民兵连长这么做也是为民除害，不主张逮捕法办。当时，全国实行军管，大小事情都得军代表说了算，尽管公社武装部部长不是军人，但是他靠在武装部这条线上，也是很强硬的人物。当时，在南方的政坛上，地方派干部基本被打倒靠边了，南下派干部受到冲击的较少。其实，在广东政坛上，所谓的地方派，基本上是土生土长的本地干部，他们大部分出自东江纵队。而南下派是从南下解放大军中（大部分属四野）转业到地方政府工作的干部。他们在50年代，由于工作方法、工作策略等有不同的见解，而逐渐产生了间隙。地方派熟识当地风土人情，了解本地情况，其本人或家族与当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他们在革命行动中采取比较温和的方式；而南下派有着在部队那种敢打敢冲的革命精神，工作热情高涨，往往把地方派看成是温和的小资产阶级。所以，两排在广东的政坛上暗暗较劲，矛盾也就由来已久了。大概在50年代后期，新丰县回龙区有个叫胡宏的区长，是从东江纵队转到家乡工作的干部，因工作上与当时南下派的葛福堂区委书记不合。后来，葛福堂升迁到县里当副县长了，胡宏的恶梦就开始了。不久，县委一纸调令，把胡宏区长调到大席乡松香厂当厂长了。一个年轻有为的区长，霎时被调到松香厂，让胡宏忧郁寡欢，不久就得了精神病，文革期间还受到了冲击，七十年代基本闲赋着，直道80年代初得到平反，都到了差不多退休的年龄了，结果还是很不幸，一次外出时出了车祸，带着遗憾去见马克思了。可见，在文化大革命中，部队到地方支左，自然而然与南下派比较亲近了。这样，地方派中的当权派就统统被打倒了。此时，马头公社的书记，曾不久还被当作“当权派”被批斗才出来工作的干部，至今还是心有余悸，就更不敢得罪武装部的人物了。但是，我爸爸坚持要上报县公安局。结果，这位民兵连长给判刑了。这事，也给爸爸日后被排挤出马头公社埋下了伏笔，果不然，不到一年，爸爸也被调往更偏僻的黄礤公社森工站工作，离开了政法战线。
现在，我们时常埋怨是“文化大革命”践踏了法律，而这两个案子恰恰是发生在“文革”之前，这不值得我们深思吗？如果说“四人帮”践踏了法律，也只能说“四人帮”在倒下的法律上再踏上一只脚罢了。据说在50年代修订宪法的前后，毛泽东曾经大手一挥：“我们要人治，不要法治。”刘少奇也说：“宪法是用来约束敌人的，如果约束到我们，就废除它。”当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把国家主席刘少奇打倒的时候，刘少奇才想起宪法，可为时已晚埃。今天，在中国社会是要人治，还是要法治，经过了建国60余年“人治”与“法治”的博弈，在理论上法治观点胜利了，但要真正达到一个法治社会的目标，那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七、用童步丈量着世界
今天，当我再踏上新丰城里，那昔日的记忆就好象打开了闸门，滚滚呈现在我的眼前，那尘封的往事飘过我的脑海。眼前是一个漂亮的宽阔的广场，它把旧时的公园、体育场和我儿时住的这片住宅连成一片，成了今天的大广场。我孩提时那古香古色的客家大院；那精美绝伦的陈家祠堂，早已荡然无存了。
现在，站在广场上，回忆着那个温馨的公园，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其实那也不算个公园，充其量也就是一个大大的街心花园罢了。可在那时，在我们孩子的眼里，那就是我们童年的一个广阔的欢乐世界。但那时候，这确实是这小县城唯一的一个美丽公园。新丰县城最繁华的地方，就是十字路口，这儿是商业中心，新丰饭店、旅馆、百货公司、纺织品公司、五金公司、照相馆都聚集在这里，每周集市的时候，从这里一直延伸大片西门口，熙熙釀釀的人群，把街道挤得水泄不通，很是热闹，或许能与斯卡布罗集市媲美吧！从十字路口向东，走上一段坡路，迎面是一个用青石垒起来的大牌坊，门楣上工工整整地刻着人民公园几个大字，公园没有围墙，顺着这条道路一直走，再迈上一个坡，那就是县委、县政府；和县委、县政府并排屹立的是县武装部，他们在这座小县城里占据着最高点，代表着威严，也象征着权力的力量。穿过公园的牌坊往左到道路，迎面是一座座平房组成宽阔小院的幼儿园。幼儿园旁边是孩提时最向往的电影院，隔一条小巷，是文化宫和县文工团，巷子里面就是红卫小学了；公园牌坊的右边，走过一小片树木和草地，就是新丰体育场了，所以说那时的新丰公园是个街心花园倒更是贴切。公园里有高高的木棉树、苦练树，纵横交错的绿阴小道，树木葱郁，鲜花盛开，是我们孩提时嬉戏的天堂。夏天，我们小伙伴常常结伴在这这捉迷藏、玩打仗；或躺在体育场的草坪上，听着外婆讲故事。
在新丰县城，天气晴朗的时候，可以遥望见白水寨水库，那从水坝上流下来的瀑布，在太阳下泛起银白色的光芒。那年，我还是读小学二年级的时候，白水寨水库的山着火了，县革委会发出了通知，要求各机关、企业和居民去灭火。我和几个小伙伴拿着扫把，也随着人流往白水寨水库的山上走。这弯弯曲曲的山路还真不好走，当我们走到半道的时候，累得在一个巨石下休息时，大人们已经陆陆续续从山上下来往回走了。原来山火已经被扑灭了。我们这些小孩连边还没有埃上，只好往回来了。这年的暑假，大家伙都上白水寨水库的山上砍柴去。因为那火烧山后，烘干了的柴火特别好烧。我也吵着要跟着哥哥姐姐们去砍柴，姐婆柠不过我，只要让我去了。
那时，当我看见白水寨水库大坝的时候，不亚于现在看见三峡大坝。感觉白水寨水库气势宏伟，白哗哗的清水翻越大坝，一泻千里，震撼着一个童真的心，让孩提的我感觉到白水寨水库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水库了。其实，白水寨水库只是一个很小的水库，但在一个山区娃娃的心里，却是个了不起的庞然大物了。
今天，我站在广场的边缘上，这曾经是陈家祠堂的遗址。放眼望去，这离十字路口不过百米之遥。可在童年的心目中，那是一条长长的宽阔道路。当我姗姗学步的时候，就一摇一晃走到妈妈上班的百货公司，看着那琳琅满目、五光十色的商品，就赖着不想走了。1964年，当我刚刚学会小跑的时候，哥哥姐姐开始上学了。妈妈也不上班了，那时弟弟还很小，不会和我争妈妈。所以，逛街的时候，我总是争着要妈妈拉着我的小手，外婆就抱着弟弟。那些日子，是我在记忆中，是我和妈妈在一起最多日子。
那段时间，妈妈为什么不上班了？爸爸从来也没有和我说过，他就是那样的人，耿直、倔犟，从不把痛苦与人说，总是自己默默承受着。只是在近年才和我聊起一些往事。
其实，妈妈在百货公司做临时工已经几年多了，和她同时、或比她晚到百货公司工作的同事，都转正做国营正式职工了，可妈妈迟迟得不到转正。当时，爸爸50年代在财委工作的老领导，后来调到县劳动局当局长，他悄悄告诉爸爸：“你家属转正的事，劳动局已同意了，可两次报到葛副县长那里，都给刷下来了。你是不是得罪了葛副县长？”
爸爸心里也很明白，在幼儿园事件中，葛副县长因为女儿被烫伤了，对幼儿园园长潘启娴恨的直咬牙，想要整死她，谁知没有整成，自然就把怨气记在爸爸头上了。而在检察长赵志富强奸未成年小保姆事件，又是我妈妈告发的。在小小的新丰县城，赵志富可是葛副县长的左膀右臂，也是能为他冲锋陷阵的猛将。这下给整回山东老家去了，葛副县长自然就少了一个铁杆同盟了。这两件事，都与爸爸有牵连，他能不记恨吗？！
由于转不了正式职工，刚强的妈妈也不愿意永远做一个低人一等的临时工，索性辞去了百货公司的工作。妈妈在家呆了一段时间，可一个七口人的家庭，单靠爸爸一个人的工资，当然是捉襟见肘了。妈妈只好到建筑工地做小工，以补贴家用。大概1966年，妈妈到了一个藤织厂上班，这是一个集体所有制单位，几十个职工在一个大工棚里，用藤织造出各式各样的藤箱、藤椅。那时，我不爱到藤织厂玩，因为那藤泡在水塘里发出一阵臭味，加上那锯藤条的机器噪音，喜欢静的我就不爱去藤织厂玩了。
八、 童心中的文化大革命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从山外吹到了山里。这个昔日恬静的小县城也开始了浮躁和动荡。大哥哥、大姐姐们都不上课了，戴着红卫兵袖章，拿着油上红漆的木棍，斗走资派去了。我用童真的眼光看着世界，怀着兴奋和好奇，尾随着游动的队伍去看斗走资派。“破四旧，立四新”，一天，一群人来到我们居住的陈家祠堂，把厅堂、门窗、屋檐上雕刻的龙凤、花草，统统劈了下来烧了，大院门前有两具我们常常爬上去当骑马玩的石狮子，也被拉了下来，挖了个大坑埋了。有一次，我在看一本《三国演义》的小人书，对面住着卢伯伯家的大儿子，穿着军装戴着红卫兵袖章，一把夺过我的小人书，说是“封资修”，就丢进炉膛中给烧了，让我伤心不已，姐婆知道就骂了那小伙子。等我长大了些，知道看小说了，就很奇怪，我家除了马列毛的著作，还有几本医学书籍外，怎么就没有一本小说可看的呢？后来，听哥哥说，文革开始不久时，要破除“封资修”了，爸爸就叫上哥哥，除了马列毛的著作和医学书籍外，其他什么《钢铁是怎么炼成的》、《苦菜话》、《烈火金刚》等书籍，统统送到废品收购站去了。
有一天，我们这帮孩子听说电影院开批斗大会，要把“大叛徒、大工贼”刘少奇拉到新丰来批斗了。我们这群孩子很是亢奋，也很好奇，就偷偷地溜进会场。那有什么刘少奇啊，只是用稻草扎了个人，穿上衣服，胸前故古挂了个写着“大叛徒、大工贼、大汉奸：刘少奇”的牌子，在名字上还用红笔打了个大大的叉。旁边还站着陪斗的县委书记张建勋和县长石可权，胸前也挂着走资派的牌子，头上戴着高高的、尖尖的纸帽子，双手被墨水染得漆黑反绑着。会场上，大人时常挥动着手中的红语录本，发出“打倒走资派”、“打倒刘少奇”的震耳欲聋声音。批斗会结束以后，还把“走资派”押上大卡车，拉到大街上去游行。
那时，学校也停课了。我们也戴着红小兵的袖章，拿着红缨枪，随着大哥哥大姐姐，在县城的路口上站岗，专门查自行车。把没有带证照的自行车统统押到工会大礼堂，一时间，那些骑自行车的大人，看见我们就绕着走，都不敢惹这些红小兵小将。我们还经常随着红卫兵哥哥姐姐们去维护大字报、样板戏演出现场。那时，我们这些孩子觉得挺神气的呢，感觉我们就是捍卫毛泽东思想的战士了。
毛主席发出最高指示：“备战、备荒，为人民”、“要准备打仗”。那时，新丰县做得最好的就是防空袭，县城每一个家庭都在山上挖了几个猫耳洞，在学校的教室里也挖了地道，每个教室的地道相连。第一次，拉响防空警报的时候，外婆拉着我和弟弟，拼命跑到县城的后山上的猫耳洞里，一直听到解除防空警报的信号才回来。上万的居民都很认真进行演习，整个县城几乎空无一人。
后来，中央发出了“复课闹革命”的指示，新丰这个小县城就不象大城市那么骚动不安，新丰的学校很快就平静了，学生又回到了教室。不过，一切都悄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中国的政治学习、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工厂、农村都可以不开工，坐下来学习，时刻开展“斗私批修”。社会上物质匮乏，什么东西都得凭票供应。那时，防的不是贼，而是防不胜防来自身边的检举揭发，给你上纲上线，政治生命就完蛋了。记得在码头公社的时候，我们家晒了几斤腊肉在窗台上，那都是平时节食省用留下来准备过春节的。结果，公社革委会的人就找上门来了，说“这是资产阶级思想”作祟；那年，妈妈肾结石要到广州住院动手术，请假的时候，被说成是“为了逃避政治运动”，这些在今天看来都是匪夷所思的事情，但在红海洋的年代，确是千真万确的事情。
在文革砸烂“公检法”以后，爸爸就到了“五七干校”劳动了。暑假，我们不少这些小不点孩子就随着父母亲到“五七干校”玩。刚开始，新丰县“五七干校”是在一个好像叫黄泥坳的地方，周围都是黄色的土地，山上种植着很多松树，附近只有一条不大的小溪，水质并不那么干净，夏天的时候，牛啊、猪啊，都到小溪里打滚，把小溪弄得很浑浊。所以，在“五七干校”的人们，洗澡都只好到水井旁排着队打水，很不方便。晚上，几十人住在一个破旧的祠堂里，都是上下铺的架子上，我们这些孩子爬上爬下，玩得可欢呢。屋里只有两盏25瓦的灯泡，昏暗的灯光把人照得昏昏欲睡，根本看不了书。加上那蚊子就象轰炸机一样，轮番向你攻击。大家在政治学习一结束，就连忙爬上床钻进蚊帐里。可那蚊帐不怎么透风，在炎热的夏季，给闷得汗流浃背，辗转难眠。一不小心，让蚊帐钻了进来，一个个只好开着手电筒照着，在“噼里啪啦”打蚊子。我望着那一把把晃来晃去的手电筒光，就想起电影《奇袭》里的探照灯，忍俊不禁就偷偷乐了。
第二年的放暑假时，“五七干校”已经搬迁到了县城到马头公社路上，一个我叫不上名字的地方了。在我印象中，新的五七干校是一个两边夹江的小岛，小岛好像一片长长的竹叶，岛上长满了竹子。从马路这边到那“五七干校”，需要渡过新丰江。渡船是一条大木船，在江了两端拉了一根粗粗的钢丝，一条钢丝连在船上，只使不会撑船的人，只要有力气划，都能自己开船到对岸。平时，渡船就停在江边，谁要过江，就自己划船过去。有一次，有个大人要过江去县城，我们几个孩子就自告奋勇跟着去，一会好把船划回来，这样的话也不是第一次干了，所以，大人也就随我们去。船到岸的时候，大伙争先恐后往岸上跳，我一跳的时候，船一晃，我就掉到水里。这位置的江水是最深的，如果人掉了下去，船有靠到岸边，就会把掉到水里的人遮在了船底下的。幸好我在下水里的一瞬间，本能地用双手，从后面紧紧反扣在船舷上，双脚抵住岸边，才不至让船舷夹伤自己。当同伴把自己拉了上来时，才感到有些后怕呢。当我们四、五个孩子划船回来的时候，我穿着湿淋淋的衣服，老老实实呆在船头上，这时一个心思就想快点回到宿舍还上干净的衣服。看着小伙伴兴高采烈地划着船，我百般无聊摇了摇挂在船头的钢丝绳，希望船儿跑快点。
“哎呦”，看见五七干校的房子怎么离我们越来越远了？这时，我们几个小伙伴才吓了一跳。原来，我晃动钢丝绳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栓在船头的钢丝绳脱落了，船就顺着江水往下漂了。船上的小伙伴就在船上大声喊：“救命！救命！”
我好像置身事外似的，并没有像他们那么紧张。这时，在干校里的叔叔发现了，就连忙跑来。江的西面属于浅水滩，几叔叔跑过沙滩，趟过脚裸的水、到脚肚子的水、到腰间的水，就追上了我们的船了。我们漂流的船距下游几百米，就是一个水坝，如果船漂到水坝上跌下来，肯定就会翻船的了，幸好这事倒也有惊无险。不过，有一次，五七干校真出了大事了。那天中午，天气又些炎热，爸爸临睡午觉时，交代我在宿舍练习毛笔字。却有几个比较顽皮的小伙伴偷偷溜到江边去游泳，结果一个小伙伴发生了溺水，几个小伙伴在喊着救命。远处，石可权伯伯正在放牛。老县长石可权被当成走资派被打倒了，就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来了。爸爸和干部中的很多叔叔阿姨一样，告诫我们这些孩子，不准叫什么叛徒、汉奸、走资派，只能叫石伯伯！当他听见孩子们的呼叫，就连忙跑过去。石可权伯伯是个大胖子，还挺着个不小的将军肚呢。当他气喘吁吁跑到江边时，溺水的小伙伴已经沉到了江里了。他着急地在水里潜来潜去，也没有能捞到，等很多叔叔赶来救助时，已经耽误很长时间了，溺水的小伙伴已经死了。从这事件以后，我们这些随着爸爸妈妈到干校玩的孩子，就被严加看管起来了。不久，爸爸结束了在五七干校的学习劳动，我再也没有机会到五七干校度暑假了。
新丰的“五七干校”风景很美，我们这些孩子不知道父母亲在干校劳动的辛苦，在暑假里，我们只把这当成了儿童乐园了。平时，在家都是吃的是家常饭菜，到了“五七干校”吃大锅饭，尽管没有什么肉吃，可吃得特别香。真是应证了外婆说的“隔壁饭香”吧。
九、 求知的渴望
1969年的春天，爸爸结束了在五七干校的劳动学习，被分配到了马头公社当公安特派员。
那年秋天，我在上小学三年级刚刚开学，爸爸就匆匆忙忙从马头公社回来说：“我们准备搬家到马头去，你们明天上学的时候和老师说，把转学证明写好。”
我可有点舍不得转学走，因为这儿有我熟悉的大院，从小在一起玩的小伙伴和同学，还是一个刚刚担任我们班主任的漂亮罗老师。可一切都得跟随大人的步伐，我不得不转学到了马头公社的小学。那时的马头公社算是一个挺雄伟、挺漂亮的公社了，与其他公社比，这就是天堂了。公社前面是两栋两层的楼房组成了一个四方小院，后面又是一个用平房围起来的小院，住着家属和单身干部，公社大院的左边是饭堂和家属区，院里还有一个长着莲藕的小池塘。公社前正对着一条土路，路的右边是灯光球场和电影院；左边是一排商品琳琅满目的供销社。和公社并排是人民银行的储蓄所、邮电局和饭店。公社的中心就的一个大的市场，盖着两排没有墙的瓦房，每到虚日（赶集）的时候，这儿就是人山人海的热闹。那时的供销社和饭店都是两层楼房，在当时的乡镇中，真是很不错的楼房了。只可惜，时隔近四十年了，这市场的瓦房、供销社和饭店的楼房居然还在使用。马头公社经过了四十年的变迁，还是没有太大的变化，和我孩提时的印象差不多，只是感觉没有那时那么清净了，空间小了，喧闹多了！
那时，刚搬家到马头公社的时候，我们只有一间2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不够住。只好在办公室的里间铺个大床。可办公室常常人来人往，住着很不方便。特别是上学，我一到学校上课，看见马头小学前面一座还不错的两层砖墙木楼板的教学楼，可楼上不让用，说是危楼了，只有楼下的四间教室在用，其他6个平房的教室都在学校上面的山坡上。教室里面的地板都是黄泥土地面，晴天一走路，鞋面满是尘土，雨天来上学，满脚沾上厚厚的烂泥巴，抬腿好似穿上几十斤的铁靴一样。我在的三年级和二年级同在一个教室里上课，一个50岁左右的老教师，讲着满口的马头土话，让我有些听不明白，就不怎么爱听这个老师讲课。而且，因为两个年级的学生在一起上课，老师先给三年级的同学讲课，然后安排自习。就接着给二年级的学生上课，往往上课的时间少，自习的时间多。再说不同年级的学生在一个教室上课，难免会相互干扰。所以，我从小学的文化基础就没有打好。
也许是受到哥哥、姐姐的影响，我从三年级就开始看小说了。那时，没有什么小说可看，就是新华书店的书，我们这些孩子也没有钱买，常常在书店的柜橱上张望。那时的书店，也不像现在的书店是敞开式的，书架的随你翻阅。所有的书都是隔着玻璃柜橱，要什么书，都必须经过售货员才能拿到。所以，那售货员对我们这些小屁毛孩，根本就不屑一顾。在家里竟然找不到一本小说，听哥哥说：爸爸在文革开始的时候，早就把家里的小说书当废品卖给废品回收站了。有几个同学的家里有不少的小人书，基本都是古装版的，属于宣扬帝皇将相的“封资修”书籍。其中有《三国演义》、《封神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后来，哥哥姐姐常常借别人的书回来看，但往往很快就要还。所以，我就争着看。哥哥的书，我争不到看，只好瞅着哥哥不看的时候，就赶紧拿过来看，有时候还没有看完，哥哥就还给别人了。可能是这个缘故，我看小说的速度极快，有一次哥哥借了《烈火金刚》回来看，为了赶着还给别人，我一天就看完了。而姐姐借回来的书，我就敢争着看。有一天晚上，姐姐借了本《闪闪的红星》回来，第二天就要还给别人。我就抢着来看，抢来抢去，我抢不过就把书一扔，正巧扔进了痰盂里了，书被打湿了一角，把姐姐气哭了。外婆也把我骂了一顿。大概是1970年的夏天，马头公社的市场上安装了一盏水银灯，把这一到晚上就漆黑一片的市场照得如同白昼一样亮，这就成了孩子们晚上玩耍的天堂了。那时，我总是一个人躲在家里看小说，当看到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讲鬼的故事时，吓得我也不敢一个人待在家里，这才跑到市场的水银灯下，看着小伙伴们在玩打仗、玩抓迷藏。
文革中，我们所能看的电影，除了反反复复观看八个样板戏外，就是《奇袭》等为数不多的几个片子。 我看《奇袭》也不记得看了多少次了，反正剧情里的台词，我都差不多能背下来了。1972年，朝鲜电影《卖花姑娘》风靡中国，成了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听说电影里的人物、鲜花拍摄得很美，剧情很悲惨，很多人会让电影感动得泪水打湿手绢呢。我们谗得不得了，恨不得也能看上这部电影。可是，这是一部宽银幕电影，在当时的马头公社电影院放映不了。不久，新丰县城的电影院开始放映《卖花姑娘》了，不知道是我们这些在小公社的人，强烈希望能看上这部电影而感动了上级呢，还是上级有计划安排我们去接受阶级教育。一天放学的时候，学校突然宣布公社革委会的通知：明天中心学师生停课，到县城观看电影《卖花姑娘》。这天晚上，我兴奋得睡不着觉了。第二天，我们到了学校集合，全校四年级以上的学生（当时马头小学设初中部）排着整整齐齐的队伍向县城出发了。马头公社到新丰县城只有三堂路（客家一堂路是五公里），但对我们这些11、12岁的孩子来说，就是一个很遥远的路程了。我们走着、走着，队伍走了不出五公里就散了，绵绵延至一、二公里。面对这些孩子，老师也没有办法，只好分前中后跟着，慢慢向县城走去。
这部电影《卖花姑娘》的悲惨剧情，让人潸然泪下。从小至今，我的泪腺都特别贱，在感动的时候，总是不由自主的热泪盈眶。这次到县城看电影，我吃惊看见电影院前面原来树木成荫，花草茂盛的公园，除了那着水泥砌成的八角亭外，那些花花草草都被铲掉了，成了种玉米的庄稼地。据说这是县委要斗私批修，铲除小资产阶级的土壤。这一幕，在我幼小的心灵留下了巨大的震撼和遗憾。看完电影出来，天快黑了。这时，我们三三两两结伴往马头走。当我们走到城东的汽车站时，最后的一班车准备发车了。可能是为了照顾我们这些来县城看电影的学生，汽车站专门加开了两辆客车，准备送学生回去。现在都下午六点钟了，如果走路的话，还有走三、四个小时的夜路呢。很多学生都在汽车站里张望了一会，因为没有两角钱的车费钱，只要心里痒痒的走路了。一些兜里有钱的同学就买车票坐车了，我知道自己兜里一分钱也没有，但还是番了又番口袋，希望找出钱来。可兜里没有任何的奇迹出现，我就准备离开车站，做好走路回去的准备了。这时，奇迹真出现了，哥哥看见了我，他和一帮高中的同学也来看电影，都买好票准备乘车回马头公社了。哥哥给了我两角钱，叫我去买车票坐车回去。那一刻，我高兴得快要蹦起来了，那时情景深深印在了我心里。
我在马头公社小学上五年级的时候，从新丰县城调来了马老师和黄老师。我在新丰幼儿园的时候，她们就是我的老师。马老师和黄老师的像个斯斯文的知识分子，可能是在幼儿园做过老师的缘故，她们比较会掌握儿童的心理，常常用表扬来鼓励学生。用现在时髦的话说，就是激励教育。马老师和黄老师的普通话也说得很好，用一种温柔甜润的女性特有的声音，让孩子们感受一种温馨的母爱。那时，我在课堂上专心致志听课，常常受到马老师和黄老师表扬，学习成绩有了很快的进步。
十、再见！新丰
1973年夏，我小学毕业了，学校的宣传栏上公布了上初中的名单，我的名字也算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上了榜。正当我准备上初中的时候，哥哥也高中毕业了，他是马头中学各科成绩都很优秀的学生，可高考自文革就停止，正面临着上山下乡呢。哥哥的班主任很遗憾对爸爸妈妈说：哥哥的学习那么好，如果是文革前，都可以推荐上大学了。命运，这叫生不逢时啊。我们四兄妹中，在中小学读书最棒的就是哥哥。可惜，哥哥上山下乡几年以后，安排到了测绘局工作，在高考恢复的时候，正是号召“要把“四人帮”给耽误的时间抢回来”，就老老实实忙着工作，在全省各地忙着测绘地图，结果未能赶上高考，现在倒成了兄妹中学历最低的了。正在这时，一个偶然的机会，爸爸在黄礤公社森工站工作时，正好遇上了土改时的同事。爸爸在土改时，有两个一同出来参加土改工作的之交好友——梁叔叔和郭叔叔，一个在韶关专署组织部工作，一个在市政府工作，他俩都当了好久的科级干部了（80年代后期梁叔叔和郭叔叔分别是厅级、处级干部），而我爸爸还是一个普通干部。郭叔叔看见爸爸在这工作不太顺心，就建议爸爸回乐昌去工作。其实，爸爸在60年代初期，就有机会到专署检察院工作了，只是发扬了风格让别人去了。尽管爸爸有些舍不得离开工作了20多年的新丰，但逼于无奈，爸爸也只好按老朋友的建议办了。这事也无需爸爸费心，在梁叔叔和郭叔叔的帮助下，一纸调令发至新丰县革委会。据说，当时葛福堂副主任还大发雷霆了呢。那时，爸爸不是科级干部，调动工作只能通过人事局就可以了，而专署组织部直接下调令调动一个普通干部，这在新丰县还是前所未有的。葛福堂副主任对爸爸开罪于他，一直耿耿于怀呢。所以，这10多年来，一直在打压着爸爸，甚至波及到妈妈的工作。不过，新丰革委会对韶关专署组织部的调令也不敢怠慢，葛福堂副主任最终没能够阻止爸爸的调动。
别了！新丰。我不知道爸爸告别新丰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而我是恋恋不舍离开了这片生我养我的的故地，那留着我童年的纯真、孩提的梦想......
新丰，让我魂牵梦萦几十年的故乡，这四十年后的故地重游，没有波澜壮阔的场面，只有我心中波澜壮阔的思绪；没有在苦难中积存的怨恨，只有平静的心境去看待历史，......
此时，邓丽君《小城的故事》又在我耳边响起，我诚挚祝愿新丰像歌中唱的那样“充满喜和乐”，百姓安居乐业，城乡繁荣昌盛。也祝愿我们每一个双鬓花白的人，仍能保留一点童年的纯真和童年的梦想。
中国梦，强国梦！中国梦，宪政梦！
2013年3月18日
新丰，我的家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