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风情]客家方言，看得懂就进来（更新到20楼） - 新丰家园

源自江西的水源话，称蛇话、长宁话、新丰话，又称“周朝国语”；源自福建的客家话，称程乡话、梅县话，又称“唐音”。水源话、客家话，大同小异，都是古汉语迁徙到广东先后所使用的语言。从水源话、客家话的源流，可以看出中华民族语言的源流，特别是汉语言的源流。
　　河源市城里的水有两源：一源是东江水。东江水上游源头在江西赣南，东源为寻邬水，西源为九曲河（定南水），两水南流入广东省龙川县的枫树埧水库汇合，再下流至河源。一源是新丰江水。新丰江源出于广东省新丰县最高山亚婆髻山，海拔1438．8米，北源由水源径、雪峒、郑屋、羌坑、板岭、雅盖流至马头，入新丰江，称为羌坑水；南源由梅坑镇汾水坳，流经梅坑、丰郊、马头，入新丰江，称为梅坑水。据《长宁县志》卷一载：“新丰水在城南门外。源出荆竹园，历小长江，至梅坑，与三泊水合流，横绕县城。东下三十里，至黄麖牙，合张坑水，又二十里，至青龙潭，合连平水，至戈罗山，下合大席水，至治溪，合连平州之忠信水，直下合锡场、立溪二水，抵河源入龙江。自锡场以上，水势峻急，中有龙窟虎跳潭七十二滩。”南北两水皆汇入新丰江。新丰江水库1958年兴建，库容量138.96亿立方米，为华南地区最大的水库，后改名为万绿湖，水库大埧就在源城区，再流经市区，于河源市文化广场处和东江水汇流。
　　知道了水源，然后可知人源，再能知音源，最后就可知流。最早区分客家话和水源话，是清乾隆二十一年（1757）楚元士编次、邓凤分编的《长宁县志》第8卷中“方音”：“乡中小儿读书，多训官话，亦训土音。惟言语则不然，语有两样：一水源音，一客家音。传说开建之始，祖自福建而来，则为客家音；自江西而来，则为水源音。各乡间有相殊，要亦大同小异耳。”先看长宁的沿革：
　　长宁县是从河源县分出来的。时间是明朝隆庆三年（1569），析出河源县西北之地，兼割英德、翁源两县之东南隅，设置长宁县，取“长久安宁”之意。长宁县第一任知县赵钺在长吉都之沐河竹子埧（今属连平）治事。至隆庆六年（1572）徙治鸿雁洲（今新丰县丰城镇城东象岭坪大营）始建土城。万历元年（1573）迁治所于君子嶂下（今新丰县城）建砖城。自明朝隆庆三年从河源分出长宁县，历经明、清各朝至民国，一直两县同属于惠州府。民国三年（1914）因四川、江西、广东三省均有长宁县，保留四川省的长宁县名，将江西省长宁县改为寻乌县，将广东省长宁县改为新丰县。民国三年至九年（1920）新丰县属潮循道，民国十年至三十八年（1949）属省第四行政督察区。1949年6月13日解放。1951年属东江专署。1952年属粤北行署，1956年韶关行署。1975年属广州市。1988年回韶关市。从长宁（新丰县）的历史来看，长久以来，几千年来都属龙川、河源、惠州，只是1952年始才离开，至今也不足花甲。由于行政的分割，再加上1958年新丰江水库兴建，也淹没了新丰县的一些乡镇，也割开了与河源的关系，所以，人们渐次遗忘了河源的这一源头。
清朝乾隆年间编纂的《长宁县志》10卷中第8卷有“方音”一节，然则清雍正九年李绍膺修、吴觐光纂《长宁县志》10卷中是否有“方音”一节，不得而知，因未能见到此书。按推理应有“方言”一节，据本人所阅看道光十九年重修、乾隆二十一年由楚元士编次、邓凤分编的《长宁县志》10卷中第5卷“职官志”载：雍正时第七、八任知县，李绍膺，江南江都人、监生八年署；吴觐光，江南山阳人、举人九年署。楚元士则为乾隆时第十九任知县。知县官职名单一直记载到道光第十一任为止。也就是说，“水源音”概念的提出，应上溯至清雍正九年（1732年）。
　　《长宁县志》“方音”中，非常明确地把“水源音”的源头确定出自江西。这也完全符合中国历史的真实。秦始皇征服岭南百越各族后，“谪徙民五十万戍之。”这50万中原人南征，其中有一支队伍是沿着东江水上游的定南水、寻乌水下来的，带队人为赵佗，南下后封为龙川县令。这些秦民南下后，与岭南的百越民族互相融合，而逐渐成为客家先民，当时的人尚未形成汉族民系，而是称之为秦人。南迁的这些人长期居住在这群山封闭的新丰江河谷，极少与外人交流混杂，说的话语原本是周朝时期的中原用语，又称“周朝国语”。所以，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水源话（水源音）是“周朝国语”。
　　河源长宁的水源话（水源音），又叫做蛇话。为什么叫蛇话呢?秦朝龙川设县治时，赵佗率中原兵士驻守佗城。佗城，为龙川县首府，以赵佗的名字命地名。赵佗，还称赵他，无论是“佗”还是“他”，实际上都是指“蛇”。《说文》释：“它，虫也。从虫而长，像冤曲垂尾形。上古草居患它，故相问无它乎?”古岭南为南蛮之地，到处瘴疠，虫蛇满地，人们“文身断发，以避蛟龙之害”。（《汉书·地理志》）1996年在河源市发现恐龙蛋化石后，1999年又发现恐龙化石，说明远古的河源是南国恐龙的故乡。恐龙化石，历史科学地说明古时的河源为龙蛇之地并不为过。赵佗采取“与越杂处”、“和辑百越”的政策，取名为“佗”、“他”可能都是“蛇”具体的表现。所以，“蛇话”是指人们说赵佗时的话语，水源话就是赵佗时所经过水路保留下来的话语，所以叫蛇话。
　　河源长宁的水源话（水源音），被叫做蛇话的，分布在哪些地方呢?在长宁（今新丰）县，主要是在马头、石角、大蓆、黄磜等乡镇，而县城、城郊、梅坑、沙田、遥田、廻龙等地是讲客家话。非常奇怪的是，县城后面东瓜坑居住的新丰江水库移民，也即原本住在河源县锡场、半江镇水淹区的移民，说的就是水源话。还有与马头镇相邻丰郊镇的涧下、横坑、坳头、岳城等村也是讲水源话。新丰江下游河源县的锡场、半江、涧头、新回龙、新港、顺天，包括淹没的南湖镇等，也是讲水源话。还有新丰江上游连平县的隆街、溪山、菘岭、田源、九连林场、忠信、油溪、高莞、大湖、绣缎等乡镇，同是讲水源话。可以说，讲水源话的区域，是以新丰江流域为主，兼及东江一些地区。而当年赵佗治所在的今佗城、老隆、四都属龙川县境，紫金县的临江、古竹等镇，龙门县的蓝田、地派、天堂山等镇，博罗县的观音阁、泰美等镇，增城市的派潭、正果等镇，从化市的吕田、良口等镇，也有一些村落讲水源话的。总之，围绕着新丰江流域，以长宁（新丰）县周边一些地方为讲水源话的区域。笔者在长宁（新丰）县工作十年（1970～1980），先后在县革委会政工组、县委办公室、县委宣传部、城郊公社、县文教办工作过。并利用工作之便，将乾隆二十一年由楚元士编次、邓凤分编的《长宁县志》10卷、道光十九年重修的《长宁县志》抄录于笔记本，也亲到讲水源话的马头、石角、黄磜等地调研过，比较瞭解水源话。
　　然而正如《长宁县志》所载：自福建而来的是客家音（客家话）。根据客家人的迁徙史，客家民系的形成过程，客家话语音的确定，最后以梅县话为标准。而梅县人、梅县话多自福建而来。正如同新丰县原本为长宁县一样，梅县原本为程乡县。客家民系的真正出现是在南宋末年，元兵进逼，客家先民从赣南、闽西南再进入粤东的梅州、循州、惠州、韶州，当时户籍有“主”、“客”之分，移民入粤籍皆编入“客籍”，这时候“客家”移民涌入，“客”胜于“主”，这就是“客家人”由“客”变“主”的过程，这就是“客家人”的由来。客家摇篮中的客家婴儿还在呀呀学语，迁徙到赣州的主流语言还是江西话，所以赣州市所在中心城区章贡区是讲江西话，居民自认为江西赣州人，不太认可是客家人。只有周围各县，特别是讲客家话地方的人才认可是客家人。正如同赣州一样，被称为客家祖地的龙岩市，所在中心城区新罗区是讲闽南话，居民自认为福建闽南人，不太认可是客家人。只有周围各县，特别是讲客家话地方的人才认可是客家人。而被称为世界客都的梅州，中心城区梅江区，原是梅县的县城，所讲的梅县话为标准的客家话，周边地区也是讲客家话，所以梅县话为较纯正的客家话。梅县话自福建而来，什么时候而来，先是晋朝之乱，后是唐朝黄巢起义队伍和元兵进犯。所以按时间所定，主流语言又称为“唐音”，唐朝中原用语。所以无论是水源话，“周朝国语”；还是客家话，“唐音”，都是古代汉族人的用语。而今天中原及北方所使用的普通话，原是蒙古族和满族统一国家后元朝、清朝所推行的统一用语。
　　又如《长宁县志》所载：无论是早先自江西而来的水源音，还是后自福建而来的客家话，然“各乡间有相殊，要亦大同小异耳。”也就是说，水源话和客家话的要义大体是相同的，虽然各乡间有些殊异。笔者说的是标准客家话——梅县话，我在新丰县工作十年，语言毫无障碍。在水源话最流行的地方召开群众大会，本人用梅县话演讲，群众都能听清我的讲话内容，而他们说的水源话，我在下乡调查研究也基本能听懂。那末，明朝隆庆、万历、天启、崇祯年间，至清朝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年间的“水源话”，与400年之后的“水源话”，在语音、词汇、语法的某些方面可能会有些少变化，但新丰县作为一个相对封闭的山区，它的语言系属不会发生性质上的变更。长宁，所以能够“长久安宁”，是因为该县四周围都有封闭的大山，进出非常之不易。北部有君子嶂、练溪岭、云髻山、冬瓜岭、玉女峰、云峒山、猴塘山、三坑山；南部有贵人山、双凤山、鲁古山、雪山；东部有七星冈、象岭、岳城山、戈罗笔，更有九连山；西部有九曲岭、凉山、鸡鸣岭、分水岭、黄牛头山、三泊山、大小沙罗山、板岭、苦茶山等，这些山脉层峦叠嶂把新丰县封围起来了，进出的交通非常困难，至今仍无高速公路过其境，所以语言环境也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
　　我读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时的老师周日健教授，花了几年的心血，在新丰县实地调查，写出了30多万字的《新丰方言志》。在第三章“水源话”，专门讨论了水源话的系属问题，从语音、词汇、语法等各方面，将水源话跟中古音、客家话作了比较：
无论是来自江西源头的水源话，或曰蛇话，或曰长宁（新丰）话，追本溯源，原是“周朝国语”；还是来自福建源头的客家话，或曰程乡话，或曰梅县话，称之为“唐音”的，都是古代汉族人的用语，或曰古汉语，所以有称客家话为“古汉语活化石”。今天全国推广使用的普通话，原本是蒙古族和满族统一国家后元朝、清朝所推行的统一用语，这种语言也是汉族和蒙古族、满族融合的中华民族的语言。所以，通过对河源客家水源话的源流研究，可以知道汉族语言的源流演变，也可知道中华民族语言的源流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