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跌倒没人扶”现象是怎么制造的

倩影孤鸿 · 发表于 2014-3-5 19:09:24

“老人跌倒没人扶”现象是怎么制造的

（曾哥）

导读：本人尝试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谈谈自己对该现象的理解。

马年央视春晚小品《扶不扶》以幽默、风趣的表现手法为我们演绎了一出“路人与跌倒老人互相博弈”的舞台情景剧，借此回应时下颇受国人热议的“老人跌倒扶还是不扶”的社会话题，旨在倡导“讲道德、重诚信”的社会风气。

老人跌倒，扶还是不扶？

毫无疑问，见义勇为、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值得鼓励的义不容辞之举。然而，自08年南京发生了“彭宇案”，本是道德范畴内毋须思索的正义举动竟开始变成一个需要斟酌的风险行为，由此引发关于“老人跌倒该不该扶”的社会大讨论。

该案子之所以迅速发酵，是因为其中的颇具道德性争议的情节——“老人讹诈好心路人”。针对如此有噱头，吸引读者的新闻题材，一贯追求眼球效应的记者们自然不会错过。于是，在某记者的导演下，《跌倒老人讹诈好心路人》的爆炸性新闻横空出世。经由各路媒体的推波助澜，开始充斥报刊、电视和网络媒体，一时间甚嚣神州大地，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引发公众热议。充满正义感的网友们开始在各大论坛、微博和博客等公共平台展开义正言辞的声讨，几乎一边倒谴责“人心变坏的老人”、感叹“好心没好报”、并表示：“下次碰到老人跌倒绝不会扶”。与此同时，愈来愈多的法学专家、学者和时评人士也参与进来、评价该事件。各行各业的人们亦充分利用各种渠道参与到这场舆论大会战。

这样，本来是很平常的一件私人道德事件，在掌控话语权的媒体的策划下逐渐受到人们关注，并经过各派专家和社会大众的鼓噪，演变成一个极具争议的伦理话题。一下子，“老人跌倒该不该扶”成为街谈巷议，老百姓们茶余饭后的主要谈资。

此后数年，类似的颠覆性新闻频频见报，而且还挖掘出“摄像头证明司机清白，老人讹诈不成”的升级版，整个中国社会被长期性地裹挟到这个话题的讨论当中，公众的视线久久停留于此。也因此，“老人跌倒不能扶、扶不起”的舆论氛围渐次形成，愈演愈烈，从而在社会上逐渐形塑出这样一种意识或认知——“扶老人”不仅毫无好处可言，而且存在巨大风险，轻则损耗钱财、重则倾家荡产。

这种认知导致的严重后果是：当一个路人偶然看见老人跌倒，即便他（她）“有心做好事”，也不得不计算下“扶老人”的成本和收益，从而产生行动上的迟疑效应。在思虑良久和纠结之后，大多数人往往会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量，质疑义举的“正当性”，从而选择“冷漠、旁观行为”。于是，很可怕的事情就发生了：前面的人不扶，后面的人也不敢扶，人们“有样学样”，在行为上盲目从众。当越来越多的“好人”受到误导，渐渐被裹挟，从一小戳人变成大多数，在数量上形成集聚效应，“小众行为”就变成了“大众行为“，久而久之就变异出一种新的“群体价值观”或“社会规范”——老人跌倒不应该扶，以致最后形成一种扭曲的新型社会风气——老人跌倒没人扶。而事实上，老人是需要帮助的。

与之相对的是，老人们的认知也有一个被建构的过程。一些家庭比较贫困、原本心地善良的老人们可能受到新闻炒作的影响或者不良家人的唆使，逐渐被植入这样一种意识：“跌倒了可以讹诈路人，有利于减少自身损失，而且成功率还挺高的”（南都原话）。于是，当一个（贫困）老人不慎跌倒，基于生存的本能反应，他（她）首先会下意识地寻求帮助，此时可能还没有讹诈的企图。然而一旦有人扶，就会促发神经中枢的条件反射（如果他<她>看过新闻的话），记忆库存中的“讹诈”获利意识会自动激活。从而出现两种情形：如果他（她）是很有原则、且自制力强的人，会主动抑制这种不良意识，对施救的路人报以感恩；反之，如果他（她）是个不讲原则、且自制力弱的人，“讹诈意识”就会影响其行动的取向。进而在这种意识的驱使下，不论他（她）平时是多么的善良，也难以抵挡“失败了零成本，成功了有好处”的利益诱惑，功利心会逐渐战胜道德感，最后自然而然地选取毫无廉耻的敲诈行为。而实际上，作为一个会算计的理性人，经济并不宽裕的大多数人选择后者的概率极大。

也由此，一个讹诈案例成功实施之后，就会产生巨大的连锁反应，刺激越来越多的“无德无钱之人”模仿。而这些模仿个案无论在相对数量上是极少数，还是占大部分，从来不会被大多数“局外者”尤其是追求眼球效益的记者们思考（关键是人们也懒得思考）。在“高点击率=高回报”的利益驱动下，神通广大的媒体记者们，总能将这些散落于民间的个别事件或典型事件发掘出来，同时选择性地无视、隐藏相对正面的案例。于是，被报道的负面事件渐渐产生量的累积，在社会上营造出一种“老人讹诈好心路人”的现象氛围，进而演化成了一个严重的“公共事件”，其结果导致——“不敢扶、扶不起”的心理恐慌和舆论气氛进一步蔓延，乃至最终达成“老人跌倒不能扶”的社会共识。

正是在如此的逻辑下，“老人跌倒不敢扶”的社会意识被制造出来了，“老人跌倒没人扶”也变成了普遍的社会事实。路人与老人之间的关系，由最初的纯洁利他关系转化成了一种利益博弈关系。本来数量上只占极少数的个别现象在媒体的导演下开始变得“普遍化”，产生严重的负面社会效应，异化成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最后还不得不搬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进行道德说教。真是莫大的讽刺，不由得让人质疑当前的新闻管理制度。

而更让人警醒的是，“不是坏人变老，而是老人变坏”之类的激进言论在网上开始流行，老人们被贴上“素质低、不讲道德的一代人”的身份标签。由个别人的道德失范，演绎成对整个群体的攻击和诋毁，人为地制造群体间的对立和敌视。这显然已经不能完全归咎于喜欢制造事端的无良媒体，而应该反思：我们的社会价值观是不是真的出现了问题？

媒体记者、路人、老人和社会大众，本是一群没有利益关联的行为主体，却由于种种因素戏剧性地走在一起，共同演绎了一场跌宕起伏、意蕴深长的现实伦理剧。情节的勾连设计、剧中人物的“精彩”表现，似乎都在揭示着：我们的社会出现了严重的信任危机——以致人与人之间互相猜忌、攻讦、互不信任。80后、90后不信任50后、60后，人们不相信陌生人，亲人之间、朋友之间、同事之间也缺乏基本信任，甚至对我们的制度、对我们的政府也产生隔阂。

“老人跌倒不敢扶”只是社会信任危机凸显的体现之一，在现实中类似的失信现象还有许多。比如在我们的城市，“碰瓷”、婚外恋、合同欺诈、虚假广告、论文造假和拖欠民工工资等不良现象屡屡发生；在我们的农村，也经常上演着“欠债不还”、“放飞机”和“骗婚”等一幕幕灰色闹剧。引用网民的话说，中国俨然是一个充满着欺骗、虚伪和狡诈，人们漠视传统、法治，不讲道德、诚信的“无耻王国”。

姑且不论这些“失信现象”在比例上是多数还是少数、概率上是频发还是偶发，也不探讨媒体工作者的炒作偏好和职业道德。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是，信任的流失反映了国人安全感的严重匮乏，甚至是道德价值体系的崩塌。以致有人哀叹：“人倒了，还可以扶；人心倒了，就扶不起啦”。

因此，如何重建信任、凝聚人心，给老百姓营造一个安全、公平的社会环境，将是执政者们未来应该考虑的重大事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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