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丰历史】国共两党首批留苏学生陈亦谋

新丰家园

                                                


         陈亦谋（1902～1932），又名陈罗娇，辈名陈传光，曾用名陈燕贻、李刚。广东省新丰县丰城涧下村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11月25日，国民党以“共党”罪判处陈亦谋6年徒刑，转送到漕河径“江苏省第二模范监狱”。1932年1月病殁于监狱。         陈亦谋1902年2月12日出生于广东省新丰县丰城涧下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少年好学，1924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广州中山大学附中。在大革命洪流的熏陶下，他思想进步，1925年在校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6月，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中央党部在广州公开招考留苏学生，并成立了中央党部考试委员会，由廖仲恺、毛泽东、谭平山、陈公博、鲍罗廷等为考试委员。经国共两党的挑选和考试，陈亦谋被录取，在广州经短期预习后，陈亦谋和左权等首批留学生于1925年10月25日出发赴苏留学（时为新丰出国的第一位留学生）。

图为莫斯科中山大学
        在波澜壮阔的中国现代史上，影响最大的“洋学府”恐怕要数莫斯科中山大学了，曾经为国共两党培养过大量干部的学校就是黄埔军校和莫斯科中山大学。莫斯科中山大学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留学岁月中有着重要地位的大学，1925年孙中山去世后，为了纪念他，苏联专门成立了一所院校为国民党培养革命青年骨干，而因为当时国共合作，因此，莫斯科中山大学实际招收了来自国共两党的留学生。这所专为纪念孙中山先生成立的大学，在上个世纪20年代后期聚集了一大批中国青年之精英，中国政界要员也在这里频频亮相，从这里走出的骄子，陆续成为国共两大政党的风云人物，曾任国共两党要职的王明、博古、张闻天、邓小平和蒋经国就是从这所学校里走出来的。        中山大学的首次招生，用“盛况空前”来形容绝不夸张。由于选派工作分别在广州、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进行，一时应者云集，来了上万名青年报考，考中大成了革命的时髦象征，就连黄埔军校还未毕业的学生，也吵嚷着要到国民党中央执委申请报考莫斯科中山大学。当时蒋介石下令严禁黄埔军校一、二期学生报考，但最终黄埔一期学生邓文仪（后任国民党政府内政部次长）还是偷偷报考，并被录取。于是邓文仪赶往汕头前线，恳请校长蒋介石恩准，经过一番软磨硬缠，校长蒋介石终于在报告上签了字；而另一位黄埔一期的中共党员学生左权，也紧随邓文仪，打起背包上了中大。         当时招生考试分别在广东、江苏、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北京、河北、山东、河南、陕西进行，因为广东当时是革命的大本营，所以前来报考的人最多，达到1030人，考试后选派了147人，多数为国民党人。具体考试也十分严格，分三个步骤：首先，应试者要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填写一张报名表，然后由招生委员会成员进行目测甄别，形象不佳者不得过关；第二步为笔试，在广东大学礼堂举行，考题为“什么叫做国民革命”、“试述中国动乱之原因”；最后还要口试，仍由招生委员会成员担任主考，题目侧重时局政治。考试淘汰率很高，三轮下来，广东省只有147人通过了考试。当时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毛泽东还专门统计了一份录取名单。         除此之外，当时的苏联政府驻广州国民政府总顾问鲍罗廷又特别推荐了30名国民党要人的子女免试入学，分散在第一、二批学员中，包括蒋介石之子蒋经国，冯玉祥之子冯洪国、女儿冯弗能，于右任的女儿于芝秀、女婿屈武及亲信王陆一，叶楚伧之子叶南，邵力子之子邵子纲，李宗仁的弟弟李宗义、内弟韦永成等。另外，还有一些其他城市也纷纷选派留苏人员，包括张闻天、伍修权、屈武、张锡瑗等，绝大多数都是中共党团员。1927年7月，中国大革命失败，托洛茨基认为这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在中国推行错误路线的结果。斯大林则认为中国大革命的失败是由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违背共产国际的路线，执行了一条“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        这些争论在苏共党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党员分成两派，分别追随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从中央到基层，在各种大大小小的集会上激烈地进行争论。认同托洛茨基观点的被称为“托洛茨基反对派”，即托派。中国留学生也分成两派，相当一部分学生，从中国革命的失败中感到困惑和激愤，纷纷转向托派，对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失败产生强烈的不满情绪。陈亦谋转向托派，接受托洛茨基思想。         1927年11月7日十月革命节10周年纪念日，斗争发展到白热化程度。参加红场上游行队伍的中国学生陈亦谋、梁干乔、区芳、陆一渊、史唐等路过主席台时，与苏联托派一起，突然打出“执行列宁遗嘱” “罢免斯大林” “拥护托洛茨基”的旗子，两派当场发生欧斗，酿成重大事件。        苏共中央及中央监察委员会随即举行联席会议，作出开除托洛茨基党籍的决定。12月举行的苏共十五大，批准了这个决定，又开除了75名托派骨干分子，同时在全国开展肃托运动。苏联托派的活动转入地下，参加红场事件的中国留学生中的陈亦谋等10多名托派被遣送回国。        1928年，陈亦谋回到新丰。5月，在家乡新丰县丰城涧下村秘密组织“犁头会”，在“烂仓”（地名）举办农民夜校，宣传共产党主张，启发阶级觉悟，动员起来打倒土豪劣绅。同时还开设理论课、军事课，教唱“打倒列强、打倒土豪”等歌曲。为组织农民武装，他邀集余日泉、余小明等3人到新丰县遥田腊溪的卢兰仿家里，筹备到一批武器。因当时那批私人运来的**被敌人搜查没收，只好返回县城。他原欲在县一中任教，以教师职业作掩护进行地下活动，因与李寿祺等人谈及什么是共产主义的理论学说，并介绍他们阅读共产党的书籍事发，有人便向县长欧阳光告发他是共产党“赤化分子”，结果县一中校长曾纯拒绝他任教。1929年春，听说国民党要捉他，得新丰黄陂陈鸿彬的资助去香港，后转往上海。到达上海后，与梁干乔等组织起国内第一个“托派”组织“我们的话”，开展宣传活动。         1931年5月1日至3日，中国托派“我们的话”“十月”“无产者”“战斗”等4个组织，在上海提蓝桥丹山路附近的一秘密住所，召开“中国反对派统一代表大会”，决定成立“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又称“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并通过了组织“纲领”。 大会选举出了主席团，成员有陈独秀、郑超麟、王文元、陈亦谋、王平一，陈独秀为主席团主席。统一大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了托派中央委员会。选举陈独秀、罗汉、宋逢春、陈亦谋、郑超麟、张九、王凡西等7人为中央委员，陈独秀任书记，陈亦谋任组织部长，郑超麟任宣传部长，宋逢春任秘书长。决定出版《火花》刊物。         托派组织统一后，成员们大都十分兴奋，认为结束了各自吹打的分散局面，一定会达到预期的目标。担任秘书的罗汉还草成了一份致托洛茨基的电报，满怀激情地告诉他：“他的中国同志正完成了一个有意义的开端，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旗帜不久就将飘扬在全中国。”中国托派出现了一派崭新的气象。        中国托派统一后，正积极地准备开展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要求召开国民会议斗争时，1931年5月22日，原托派骨干马玉夫因未当上中央委员而叛变，向国民党龙华凇沪警备司令部告密，致使刚成立的托派中央被破获。陈亦谋等多名托派中央执委在上海英租提兰桥被捕，被引渡到国民党上海侦缉队拘押月余，后被解到龙华凇沪警备司令部接受军法审判。11月25日，国民党以“共党”罪判处陈亦谋6年徒刑，转送到漕河径“江苏省第二模范监狱”。此次破坏，托派中央9个执委，被捕5个，5个常委被捕4个，使托派中央濒于瘫痪瓦解的边缘。         12月11日,因监狱生活环境恶劣，陈亦谋在漕河径监狱曾化名陈传光写了一封信给新丰县黄陂陈鸿彬，信中说：“我于本年阳历5月22日在上海英租界被捕，被指为共党。……判我6年，……这次的灾难，几乎有生命危险，那是不幸中之幸。……监狱里面物质上不好，容易生病，要求你和我家里在经济上设法救济我，每月有3元，每年共40元足够了。……信和钱可直接寄上海漕河径监狱江苏省第二模范监狱广东花县人251号李刚（即我的名字）收”。         1932年1月, 陈亦谋病殁于监狱，时年3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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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美通，广东省新丰县人。从事文化、党史、地方志工作30余年,参与征集研究、编辑出版党史、地方志资料500多万字。先后发表了“古田会议前后的李任予”、“从粤北山区飞出的雄鹰——红军早期领导人李任予”等文章；主编出版了《中国共产党新丰县地方史（第一卷）》、《战斗在新丰（续集）》等著作并获得广东省党史优秀成果著作类三等奖。参与主编出版《中国共产党新丰县历史（第二卷）》、《新丰县志（1979～2005）》等党史、地方志书刊，著有《云?山飞出的雄鹰一一李任予传》。


                    

ボ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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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挺好。就是排版太差，几本没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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