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丰工作前后的回忆

完美视觉 · 发表于 2011-5-14 14:16:04

我于1949年到新丰，先后在县、区、社党政机关工作三十多年，至1984年4月，经中共广州市委组织部批准离职修养，安度晚年。现将我在新丰县工作前后经历的一些情况，简作回忆。
一、以教学为名，积极从事地下党工作。
1942年9月至1945年7月间，我在翁源县立第一中学读书，历经三年，初中毕业回乡。读书期间，接受了中共地下党的教师和进步同学的帮助培养和教育，经地下党员徐志元介绍，地下党组织委员许国辉同志监誓，我于1946年2月，在本乡老徐桥头围小学校光荣加入中共地下党组织。入党后，遵照党组织的指示，我以教学为名，积极从事地下党的工作。当时党组织交给我的主要任务是：1、接受上级信息，大力开展宣传活动。我每次接到上级的指示、通知、布告、传单后，及时向地下党、游击队传达反映，并把布告、传单连夜赶往集市各店铺门前和街道路旁进行张贴散发，大力开展政治宣传攻势，鼓励教育群众，慑服和打击敌人；2、联络掩护同志，开展地下游击斗争。当时，地下党的游击队梁铮同志，经常来我家联系了解情况，进行地下游击活动。1947年春，游击队阮同志因被毒蛇咬伤，他留在我家里疗伤，得到安全掩护，直至治好伤才离开。同年冬，游击队冼麟同志带领一支短枪队来（）下街进行活动时，我们特别关注伪乡自卫队的动向，认真做好安全保护工作。为了打击当地土豪劣绅及发动派，我们与冼队长在新徐楼下地下党交通站徐志元家里，共同研究制定打击伪乡长、大地主何士标的计划。当天下午，由徐志元同志带路，我们前往陈村旱坑山边等待，趁黑夜直冲入其家里把他活擒，缴获长短枪及子弹等物一批，并当即把何士标拉出门外枪决。3、掌握敌情，及时向地下党、游击队放映。（）下、陈村、长坪、梁坝、黄沙坑等地，是我们地下党和游击队长期进行活动的地方，也是国民党反动派特别仇视和痛恨的区域，经常派兵进剿。为了掌握敌情，保护地下党和游击队的安全，我与陈参意同志（地下党员）都是从事地下党的情报工作。他是我从小学到中学的同学，知心朋友。他以卖烟丝为名，每逢二、五、八（）下街期，他都挑着烟丝来街，暗中侦察敌人情况，一经发现敌人行踪，就立即与我联系。1948年冬，我们了解到陈（）乡伪自卫对协同周陂伪联防大队，计划明天去陈村乌泥坑等地征收自治户捐故时，当晚便向地下党和游击队梁铮同志作了汇报。游击队马上作了布置，于第二天上午分三路进行伏击：一支队伍在蟹塘下官帝庙山顶上，居高临下；一支队伍在我屋背后山夹击；另一支队伍在细潭子屋背后山边作为“口袋”。当伪自卫队和联防大队耀武扬威来到鸡乡岭凹时，我游击队集中火力向敌人扫射，打得他们抱头乱窜、落花流水，龟缩回（）下伪乡公所去了，我们取得了伏击站的胜利，保护了群众的利益。
二、新丰工作多年，走遍了全县乡村厂场。
1949年，按照地下党组织决定，我与吕平、陈同三人一齐调往驻回龙北江一支队一团部，安排做政工队员。当时由梁鼎同志负责，带领我和吕平、陈同、张杵、张庭、陈仔等7人，遵照梁泗源同志指示，先后到回龙、黄（）等地进行发展农村地下党、团组织工作。开始我们在回龙井塘村，吸收了胡斯月、胡观柱、胡可燕、胡可伟、胡可农、胡可荣等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建立了党支部；接着到黄（）雪梅、梅溪、雪峒、秋峒、茶峒等村，吸收了廖石桂、曾云等同志入党；随后，我跟团长梁泗源同志从回龙转移到新丰县城，成立了中共新丰县委员会。
回顾在新丰工作几十年来，我走遍了全县区、社、大队和大部分生产队，以及县、社、大队的厂场基地，特别是先后蹲点过18个大队，深入进行调查研究，摸索总结创办试点工作的经验，为全县示范介绍和推广。例如：我带领丘文杏、潘希望、陈石瑞、陈文声等同志，在遥田公社茶江大队试办农业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生产责任制，通过这种生产形式，有利于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使该大队粮食生产连年获得丰收；后来，又带领丘文杏、陈文声、陈石瑞、潘希望、赵志富、范文山等同志，在回龙蒲昌、许屋大队，认真贯彻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封山治水、改造低产田”的九字方针，搞好林业“三定”落实，为全县国营、社、队稳定落实了山林权，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造林护林的积极性。此外，我又带领工作组陈石瑞、何济源、陈大清等同志，在沙田公社金水大队创办山区大搞“三光”积肥，改换良种的高产水稻样板，使改大队从原来亩产二、三百斤，提高到亩产五、六百斤，连续两年获得粮食大丰收。同时，还积极支持该大队办起了两间水力发电站，改变了该地长期后进的面貌。那时，县委还组织县城机关部、委、办、局的领导和各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前往参观该大队的山坑高产田，召开了现场会议，使当地的干部群众受到了极大的教育和鼓舞。
总之，我在新丰工作期间，走遍了全县的山山水水，广泛接触了基层干部和群众，深受很大教育和锻炼。我对新丰人民的深情厚意，永远都不会忘记。
三、受极“左”思潮影响，经受严峻考验。
1960年8月我任中共新丰县委副书记。“文化大革命”期间，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新丰县的“革命造反派”于1967年1月30日晚上，在县人民会堂召开干部职工大会，宣布象县委夺权。一夜之间，无辜给我戴上“叛徒”的帽子，并下放到县“五·七”干校劳动锻炼，长时间接受组织“审查”。我们一批人白天参加劳动，晚上接受批斗、写书面“交代”。特别难忘的是：1968年冬天，那天霜雪成堆、寒风刺骨，我与张建勋（县委书记）、石可权（县长）、刘金玉（县委副书记）四人，冒着冰雪被强迫脱掉鞋袜，到水田里踩泥打砖。那时的我被冻得手脚麻木，寒彻心头；双脚裂开了6根裂痕，又红又肿渗出殷殷鲜血，加上我身患严重风湿关节病，平常走路都腰酸腿痛很不方便，有时痛得坐卧不安、彻夜难眠。何况是这样恶劣的天气，我简直是咬着牙齿挺过来的……
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我精神上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和创伤，生活上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和锻炼，但我始终相信党，相信群众，相信自己，我常常反穹自问，过去自己没有做过对党、对人民的亏心事，相信党总有一天会按照实事求是对待自己的同志的。1978年8月22日，我终于接到县委落实办平反通知书：“何广权同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迫害，被扣上叛徒帽子，还株连亲属子女。现已查实纯属假案冤案，决定给予彻底平反，恢复一切名誉……”。从此，我在政治上获得了人身自由，思想上得到了彻底解放。
四、继续振奋精神，坚持为党做好工作。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的口号，作出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文革”十年已过去了，我要放下思想包袱，振奋革命精神，继续为党做好工作。1980年7月，新丰县召开第四次党代会，我继续当选为县委副书记。同年9月，召开县第六届人代会，我又被当选县长。
为了不辜负党和全县人民的信任和希望，我在县委的统一领导下，团结协作、艰苦创业，积极带领全县广大干部、群众，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扎实抓好两个文明建设，突出抓好发展农业生产，连续几年全县粮食获得创纪录的丰收，1983年与1980年对比，粮食总产量增长17.9%（平均每年递增5.6%），其中水稻总产量增长20.1%。由于生产发展，农民口粮从原来的人平494斤，提高到人平694斤，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同时，打破了长期以来“以粮唯一，单一经营”、“困守农田”格局，涌现了一大批大搞商品生产的各种专业户、重点户和新的经济联体，仅种经济林的“两户”就有4500多户，已种下青梅、大柿、三华李、年桔等果树129多万株，折合面积近2万亩；由于落实了山林权，大大调动了干群造林、护林的积极性，从1980年至1983年间，人工造林6.4万多木，飞机造林2708万多亩，还开办3个地方国营林场，扩大国有林11.5万亩，使全县森林覆盖率达45.6%。工业方面，认真贯彻执行中央“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到1983年，工业总产值完成1395万元（按不变价计算）。三年来，新开地方公路和林区公路45公里，开通了新丰——板岭，回龙——沙田、遥田，黄（）——黄沙坑、梁坝等公路，铺好新丰至华溪公路的柏油路面，增开了新丰到龙门客班车。三年来，全县共建成小水电站10座、24台机组，增加装机容量5185千瓦，至1983年，全县共有小水电站310座，装机容量5185千瓦，发电量5485万度，比1980年增长了2.1倍。还建成了11万伏变电站一座，架设了11万伏变电站一座，架设11万伏高压线路14.5公里，并入了国家电网，仅1982年一年就向广州输电2666万度。在抓好工农业生产的同时，认真抓好财政体制改革，全县实行了财政大包干，克服了长期以来“吃大锅饭”的状况。逐步推行了利改税，开征了一些必要的新税种，合理调整了税率，严肃了财经纪律，财政收入逐年增加。1983年财政收入达336.7万元，比1980年增长98%，基本上保证了各方面资金需要，实现了收支平衡。教育事业经费逐年增加，就1983年已达308.7万元，比1980年增长47.6%。新建起城镇中学和马头、丰郊、沙田三间初级中学；修建校舍42000平方米。另外，新办起一间农业技术学校、两所农业初中，把沙田、马头两所高中改为农林中学。在县城兴建起一座有3000座位的灯光球场；建立了中医院，兴建了县医院留医部和慢性病防治站、防疫站、环卫站、爱卫办等职业务用房和职工宿舍，增加了一批X光机、心电图机医疗器械。抓好干群生活，为城乡人民办实事，先后拨款帮助各区兴建修建楼房宿舍，以及解决食水问题；县城办起了蜂窝煤车间，对居民用煤实行补贴供应，既保护了森林，又节约了干群的开支；拨款帮助许屋坝、羌坑、横坑、下埔、叶屋、缠良、阳福、官坪兴建8座桥梁，方便了群众生产、生活；兴建一幢干部疗养楼房以及兴建县委、县政府两幢干部宿舍；建好完善县城新影剧院交付使用。此外，每年在春节前夕，拨款各区和有关单位，解决干部生活福利和实际困难，给全县五保户按月发给生活补助费等。
至1984年5月，我离职休养。同年11月18日迁移到深圳宝安区新城定居。
回忆在新丰工作几十年来，经历过风风与雨雨的政治运动，特别是“文革”十年的严峻考验，我始终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坚持党的实事求是原则，问心无愧；坚持为党积极工作，廉洁奉公，遵纪守法，一身正气，光明磊落；不乱花钱，不谋私利，不搞特殊，不贪污腐化。在离休时，两袖清风。感谢党和县委、政府领导关心，给我补助人民币2万元，为我在宝安区新城购买一层四房一厅的楼房，使我愉快地安度晚年。

т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