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丰忆想：深切怀念李光中

今时今日

深切怀念李光中

来源:广东党史资料 作者: 容辛 李次岩 陈柏坚 刘军 曹汉生

    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原广东省政法干部党校副校长、广东省文史研究馆常务副馆长兼党组书记李光中同志离开我们10多年了。悠悠岁月冲不淡我们对他的怀念。他那庄重谦和的音容笑貌，坚定的政治信念，鞠躬尽瘁为人民的高贵品质，常常萦回在我们脑际，不断鼓舞着我们前进。

三兄弟走上三条不同的道路

李光中于1918年1月17日出生在广东省新会县七堡乡（现新会市七堡镇）冲力村。
他的祖父是一位老归侨。年轻时原是赤贫的雇农，在家乡给地主耕田，受尽地主恶霸的剥削和欺凌，终年不得温饱。为生活所迫被人“卖猪仔”远涉重洋到美国的旧金山。经过数十年胼手胝足，省吃俭用，终于有了一笔积蓄。于是告老还乡，在家乡七堡乡购置了13亩多田地（抗日战争时期在当地恶霸逼迫下，被迫卖了5亩多），建起了青砖瓦房，娶了老婆，生了儿子，晚年过起比较富足的生活。
父亲自小读书，成日吟诗作对，自诩清高风雅，满腹经纶。成年后，投靠了他的舅舅香港富商冯平山，在冯平山旗下香港南北行商号的广州和香港的分店当了一辈子职员。他思想守旧僵化，为人吝啬，寄家用钱回家只是按月定量，决不多寄，也不关心妻儿家小的境况，因此全家上下没有一个人对他有好印象。
父亲生有三个儿子，李光中最小。有意思的是，李家三兄弟分别走上了反动、中间和革命三条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成为当时中国社会发生剧烈变动分化的一个缩影。
大哥李荣中继承了祖父的几亩田地，又在家乡开了药材铺，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小地主和商人。他反动顽固，仇视革命，自私刻薄，对亲兄弟也冷漠无情。李光中参加革命后，积劳成疾得了肺病，奉组织之命回家乡边养病边开展地下活动，李光中的妻子黄小英（地下共产党员）曾向大哥要求给一点药治病，大哥、大嫂竟然要李光中拿米去换药。后来李光中家里实在无米可换，要求赊账取药，大哥大嫂气势汹汹地把黄小英轰出大门，还大喊“长贫难顾”，一点药也不肯给。解放初期，土改运动开始，大哥既恨又怕，匆匆逃到香港去，并在香港不断攻击新生的人民政权和土改运动。
二哥李华中是中国旧社会一个爱国开明知识分子的典型。在所有家庭成员中，他对李光中的影响最为积极和深刻，是李光中后来走上革命道路的第一启蒙人。二哥自幼发奋读书，考上了中山大学数学系。大学毕业后，在广西大学任教。两年后，他考取了留英学位，进入英国剑桥大学专攻数学，与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是同学。他生性聪颖勤奋，仅用了两年多就考取了数学博士学位。英国方面挽留他，他为报效祖国，毅然谢绝。回国后，他仍在中山大学任教，并发表一些很有见地的数学论文，引起了国际上的注意。他有自由民主思想，希望科学救国，对当时的反动政府有强烈的不满。但他看不到中国前途在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民主革命运动上，时常慨叹知识分子命运多舛。由于反动政府对科学文化和进步知识分子的扼杀，二哥的学术成果在旧中国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他本人生活也过得穷困潦倒，终于得了疾病没钱医治，在1949年解放前夕便英年早逝，年仅34岁，仅留下了一部极具学术价值的的手稿《数论》（解放后中央人民政府多次派人寻找这部手稿未果），病逝前他不断哀叹：“在中国搞科学太难了！”李光中11岁时便随二哥到广州读书，耳濡目染，二哥救国求民主的言行在他幼小的心灵留下深深的印记。

幼小心灵播下革命的种子

家庭不同成员的际遇以及旧社会黑暗腐败的积弊，使李光中小小年纪就开始思考国家命运和个人前途的问题。他五岁在家乡七堡乡读私塾，七岁转入正式小学。小学期间，大革命的浪潮正席卷大江南北，农民运动蓬勃兴起。新会县七堡乡也成立了农民协会。他常常抱着好奇兴奋的心情到农民协会去听农民们开会。“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在他稚嫩的思想开始掀起了波澜。1925年5月15日，上海日本纱厂的资本家枪杀了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接着发生了上海英国巡捕枪击中国示威群众的“五卅惨案”，激怒了全国人民，各地纷纷示威、罢工、罢课、罢市。新会七堡乡的小学也罢课了，组织了示威@@@@。李光中那年才七岁，却表现得异常积极，沿途领头高呼：“打倒英日帝国主义！”先生们都喜欢把他抬上讲坛，让他用清脆的童音大声对群众宣讲“日本仔枪杀我工人顾正红……”等内容，引起围观群众一片啧啧称奇。那时反对帝国主义的思想开始在他小小的心灵里萌芽。
1929年9月，李光中随二哥到了省城广州读书。当时二哥在中山大学读书，他也就跟着住进了中大，并考上了广州市立45小学四年级。他读书成绩不错，先生们时常夸奖他。读完四年级，二哥干脆叫他停学自修，并时常对他进行辅导。一年后，1931年9月他直接考上了广州私立千顷中学读初中一年级。刚入学，就发生了日军侵华的“九·一八”事件。当时广州所有中学都组织了反日救国的下乡宣传活动。他积极投身，爱国民族主义观念有了很大提高。除了下乡宣传，他还如饥似渴地阅读一些进步书籍和报刊，特别是对《中学生》杂志、《东方》杂志、《上海时事新报》等报刊的时事评论文章发生强烈兴趣。有一次上国文课，先生出了一道名为《论德国退出国联》的作文题，他很快就写好交上去。结果得了90分的高分，并给予贴堂示范，先生对该文批写了“国际现势，了如指掌”的评语，还在课堂上对他大大赞扬了一番。自此，他更是勤奋研究阅读报刊的政治时事文章，思想迅速成熟起来。

投入革命斗争的洪流

1934年9月．李光中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省立一中——广雅中学。当时，反动统治下的白色恐怖气氛浓厚，政治空气压抑。他一边努力学习自然科学知识，一边密切关注时局的发展，认真思索国家大事。他从国民党反动报纸上阅读到，共产党红军领袖朱德在一年半时间里竟然先后被“打死”过六次，这使他对反动宣传的欺骗性和虚伪性深恶痛绝。他深感到，国难当头，在书斋里做一个“纯粹的学者”是无力挽救苦难的祖国的，靠个人的力量不可能推翻反动政权，必须坚决抛弃过去那种“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决心紧紧依靠进步力量，投身到火热的斗争洪流中去。
于是，他在广雅中学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秘密学联”，开始过上严格的秘密组织生活，参加会议讨论工作，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不久，他就担任了“秘密学联”的秘书，负责秘密出版印刷和发行革命宣传品。他与“秘密学联”的其他成员一道，团结广大同学，与校内反动势力斗争，取得了掌握学校学生会的领导权。他们利用学生会这块阵地，成立了许多课外活动组织，包括时事研究会，文艺研究会、戏剧研究会、演讲研究会等。李光中担任时事研究会负责人，负责出版《时事批判》双周刊，组织同学们积极参加时事大讨论，极大地提高全校1000多名学生的政治觉悟。这些活动引起了校长黄慎之的注意。黄慎之是国民党特务组织“蓝衣社”的骨干分子，他不能容许进步学生在自己眼皮下进行革命活动，于是指派其爪牙、校长室秘书燕金不断警告和威胁李光中和其他进步学生骨干，扬言要对他们“惩戒”、“开除”甚至“法办”。李光中他们对校方的威吓嗤之以鼻，依靠大多数同学坚持斗争，使校方又恨又恼，但慑于大多数学生的威力，始终不敢轻易下手。
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发了大规模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在广州，以中山大学为首的大学生和以广雅中学为首的中学生马上起来响应。李光中与李超、胡泽群等几位广雅中学进步学生领袖研究了行动议案，立即在校园里敲响了那口悬挂在大榕树下的大钟，宣布全校罢课，以示对北平学生爱国行动的支持和声援。这时校方叫来了军警和特务，企图冲进学校抓人，镇压学生。李光中他们号召同学们把学校大门紧闭起来，不让军警进校，形成了校内学生与校外军警对峙的局面。学生领袖们又研究，认为只在校园对峙不行，应当让同学们走到社会上去，以扩大影响。于是，他们一方面让同学们停止呼喊口号，以麻痹军警和校方，另一方面把同学们组织好，集结在校门附近。乘军警松懈时，突然打开校门，潮水般蜂涌而出，冲到街头，高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引来大批市民的围观和喝采，使军警和校方猝不及防，手足无措。这次斗争的胜利，大大激发了广雅中学学生们的斗志，更加坚定了李光中走上革命道路的决心和勇气。
1937年9月，李光中在广雅中学高中毕业，以优异成绩考入中山大学理工学院地理学系。当时“七·七"事变已发生，全国各地抗日救亡运动一浪高于一浪。李光中强烈意识到，在祖国和民族生死关头，自己再不可能守住那“一张平静的书桌”，是到了为国家献身的时候了。于是，他除了每周上十几个小时的课外，把全部时间都投入到救亡运动中去。他参加了广州新文学协会、广州市学联等进步学生组织，和李超等人创办了《收获》杂志，大力宣传抗日进步的思想。他还参与发起组织了广东抗日战争史上有名的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简称“抗先”)。这段时期，他已很少在学校读书了，大部分时间在社会上活动。凡能参加抗日和进步的会议，他都积极参加，被人称为小小的“救亡专家”。他继续在“秘密学联” 过组织生活，参加学习讨论。这时他接触了不少秘密印发的马克思主义读物，还有《英烈传》、《八月的乡村》、《中共英勇奋斗十五年》等进步书籍，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真正代表民族解放的希望和方向。这时他的思想已不仅停留在单纯救国救民的爱国主义水平，而是开始上升到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境界。他产生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强烈要求。
党组织根据他的表现，很快批准了他的入党申请。1938年5月13日，在广州石牌一间门窗紧闭的小房子里，秘密举行了李光中人党宣誓议式。李光中面对墙上鲜红的党旗，站在正中，高举的右拳微微颤抖。他的左前方站着监誓人余铭艳，右前方站着入党介绍人李超。房间里庄严肃穆。李光中眼噙激动的泪花，抑制住澎湃的心潮，低声宣誓：“严守秘密，服从纪律，牺牲个人，阶级斗争，努力工作，决不叛党。”
那年，他刚满20岁。从他入党那一天起到他去世的半个多世纪中，无论是在腥风血雨的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充满坎坷曲折的和平建设年代，他始终对党忠诚不渝，每天都在严格履行着他20岁时的入党誓言。在他去世后，他的家人在讨论到他的墓碑上刻什么称谓最能反映他的一生时，大家一致认为，只有用“中共党员”这四个字最合适。因此，他在广州银河公墓的墓碑上刻的就是“中共党员李光中之位”。

经受血与火的洗礼

入党后不久，李光中接受党组织指派，与中山大学和广雅中学的一群青年学生党员组织了一个“115师中大战地随军服务团”，到国民党军队中去向士兵们开展抗日宣传。临出发前几天，中共广东省委军委书记尹林平召集他们进行短期集训，宣讲了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并组织了党支部，李光中任支部组织干事。
1938年7月，战地服务团到了惠阳做国民党军队的政治工作和宣传工作。战地服务团党支部与尹林平同志直接用书信联系。这期间，党支书李康寿因工作需要调走，改由李光中担任党支书。这时，日军猖狂南侵，华南形势日趋紧张。战地服务团加紧政治宣传工作，以激发士兵们的抗日救国热情，希望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但是，国民党军队内部却十分腐败，士兵们斗志消沉，这使李光中深感失望。
1938年10月12日，日军在广东大亚湾登陆，国民党守军一触即溃，广州面临沦陷的危急局面。战地服务团奉党的命令立即撤出国民党军队，迅速赶回广州。李光中与尹林平接上了头，随即参加了中共广州市委举起办的抗战训练班，时间大约一周。罗范群、尹林平等在训练班上讲解关于抗日战争、统一战线、组织工作等问题。训练班一结束，日军已经进逼广州。党组织原本指定刘汝琛与李光中这个党支部联系的，但李光中一时找不到刘汝琛。这时广州城外已炮火连天。仓惶中，党支部自行决定留在广州郊区打游击战。10月21日，在向外突围途中，幸亏遇到李超，才得知党组织决定全部人员撤退，通知他们参加到抗先东江队。于是，他们立即奔向西北撤出城外。几小时后，广州就沦陷在日军手中。
在撤退途中，他们重新建立了抗先东江区队党支部，由李果任党支书，李光中任支部宣传干事。在两个多月近三千里的行军中，他们备尝艰辛，头上是敌机轰炸扫射，脚下是崎岖山路，风餐露宿，不少人染上疾病，还有人当了逃兵，托派分子又在队伍中闹事。李光中在人生中第一次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但他毫不动摇，鼓励大家与困难作坚决斗争，在同志们中建立了很高的威信。
1939年1月，他们经历了千辛万苦，经过西江，绕道北江，终于到达了东江的河源，与尹林平、饶彰风等党组织领导人汇合。他们在河源建立了抗先总队部东江办事处，李光中任组织部长。党的中心支部也建立起来了，李果任党支书，李光中任支部副书记。接着，党组织以抗先党员为基础（当时地方上还没有党员），建立了东江特委，开展抗战和党的领导工作。
1939年4月，尹林平命令李光中到新丰县建立党的组织。李光中在新丰连一个认识的人也没有，发展党员难度很大。但他凭着坚定的信念，独身爬山涉水70里山路，到达新丰。凭着一位失去联系的同志的名片，他找到了新四区署区长赵准生，与赵促膝谈心几天，丝丝入扣，反复宣传抗日的道理，耐心讲解共产党的主张，终于说服了赵，把赵第一个吸收入党。并通过赵，又发展了几个党员，建立起新丰县第一个党支部。6月，李光中返回河源，参与组建了河源县委，并担任县委组织部长。河源县委除了管河源的党组织外，还管新丰、龙门县的党组织，党员接近三十人。11月，河源县委书记调走了，李光中接手任河源县委书记。不久，他又接到东江特委的通知，去参加广东省委举办的训练班，于是立即交代工作，转接所掌管的组织关系。
1940年1月至6月，李光中在省委训练班学习，担任党支部教育干事。这半年，通过重点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抗战文件，他的理论水平和觉悟有了很大进步。训练班结束前，组织通知他，准备调他到中共增（城）龙（门）博（罗）中心县委担任书记。
1940年7月，他返回驻河源的东江特委，尹林平、饶彰风等同志当面通知他立即到增城接收增龙博中心县委的工作。他赶到增城，与县委临时工委书记郭大同接上头。郭说并没有接到上级通知，暂不同意交接中心县委工作。李光中认为，自己担任书记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为党多做工作，于是主动提出自己搞宣传工作比较适合，愉快地选择了中心县委宣传部临时负责人的任务，并马上积极开展起宣传工作。在这里，他与后来成为他的妻子的县委临时工委妇女委员黄秀芳（即黄小英）发生了真挚的感情。黄小英出生于香港，13岁便在香港带领女工上街示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对华侵略，1938年参加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回到内地参加抗战。
不久，东江特委派了郑重、钟靖寰，粤北省委派了李志坚等人到增城。这时，中心县委才正式成规模地建立起来。郑重任书记，钟靖寰任副书记兼统战部长，李志坚任组织部长，郭大同任武装部长，李光中任宣传部长，黄小英任妇委书记。中心县委机关设在增龙博三县交界的贫困小山庄白面石村。郭大同、李光中、黄小英等人都在白面石村的东山小学任教，并通过这个小学，开展抗日宣传、组织发动群众、发展党员、举办党员训练班等工作。这班人团结一致，联系紧密，组织生活健全。李光中在中心县委努力工作了两年，宣传方面搞得有声有色。他编写了不少党内读物和农民、妇女、儿童的读物，深受大家欢迎，对当地的党员和群众教育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增龙博这个地区，有沦陷区，也有前线，还有靠近前线的后方，地域辽阔，地形多变，环境复杂，工作多样。但两年来，在中心县委的领导下，这一地区无论是党的建设、统一战线，还是群众运动、武装抗日斗争，都取得了很大成绩，为此后的抗日斗争大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这期间，李光中积极参加了被著名作家茅盾称之为“抗战以来（简直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即对被日军在香港搜捕的800名抗日爱国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及家属的营救和转移工作。1941年12月8日，日军突然向香港九龙进攻。占领香港后，日军一边搜捕一边贴出告示招降这批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这批文化人及民主人士大多是自皖南事变后为逃避国民党迫害而避难在香港的，其中包括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夏衍、范长江、乔冠华、高士其、胡绳等人。周恩来四次急电廖承志，并不断致电广东地下党和游击队，要不惜一切代价对他们进行营救。李光中接到上级的命令后，立即在增龙博地区多处设立秘密交通站，分批接应这批被我地下党和游击队从香港偷偷转移到广东东江一带的文化人和民主人士。李光中和中心县委的同志们对这批文化人的住宿、饮食、起居、交通都作了精心安排，使这批文化人士全部安全脱险。其中茅盾夫妇的转移，就是由李光中直接负责的。李光中一日三餐送饭菜到茅盾的住处，临走时为茅盾夫妇收拾行装，在一个月黑之夜亲自将茅盾他们送上木船，从水路转往内地。
这期间，李光中多次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1942年1月17日发生了“增城事件”。当时郑重已调走，钟靖寰任书记，郭大同正在沦陷区工作。1月16日，中心县委领导只有钟靖寰、李光中、李志坚三位领导人在家开秘密会议。第二天，三人按会议的约定分头走，钟靖寰、李志坚两人一起去沦陷区传达会议精神。没料到因叛徒告密，钟靖寰、李志坚上路刚到增城二龙圩，即被敌人抓捕，中心县委机关遭到严重破坏，仅剩李光中一人苦苦独撑中心县委局面。当时，曾生、尹林平领导的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正在艰苦转战在惠（阳）东（莞）宝（安）一带，遭受敌人的残酷扫荡，无法派出交通员与李光中他们联系。增龙博地区的一些党员感到惶恐不安。李光中深感自己责任的重大，下定决心即使牺牲自己的生命，也一定要稳住局面，等候交通联系恢复，把党组织完整保存下来。为了安定局面，他毅然挑起中心县委的领导担子，代表中心县委采取了几项紧急措施：立即组织营救钟靖寰、李志坚两人，并通知李志坚的爱人练茂春安全转移；立即组织撤退一批外来干部；清理党内机密文件，发动党员群众保卫中心县委机关；为稳定人心，他如常一样向下作政治传达，布置工作，冒着生命危险巡视各地组织。
敌人根据情报，多次追捕他，都被他机智逃脱。一天夜里，他在一个地下交通员家留宿。半夜敌人冲进村子抓他。当敌人正在拼命敲打院子门时，他一骨碌从床上弹起来，黑暗中来不及穿鞋子，赤脚冲出后门，纵身一跃跳上后院高土坡，顾不上满山荆棘，一口气从后山逃走，双脚被尖利的石头和烧焦的稻草头割得鲜血淋漓。事后，他回到那个住宅，惊讶地发现后院土坡竞高达两米，多次尝试也无法跳上坡头，正是那股决不能落在敌人手中的强烈求生欲望使自己做出了平时所做不到的事。
就这样，他每天冒着死亡的威胁坚持工作了半年，到6月，终于等到郭大同从沦陷区绕道东莞、宝安、惠阳、博罗转回增城，恢复了交通线。郭大同告诉他，省委书记张文彬以及尹林平、黄宇等同志经研究决定调他到东莞去工作。8月，他辗转到了宝安，见到尹林平同志，征得同意，决定与妻子一道，先把出生才几个月的男婴送回新会家乡。

三回家乡两赴香港开展地下工作

1942年9月至1943年1月，李光中、黄小英夫妇携男婴回到新会七堡家乡，李光中以小学校长、黄小英以乡村教师的身份开展敌后地下活动。
这期间，敌我斗争形势十分严酷，日军加紧了在广东对广九路、南路、西江、潮汕、粤北等地的大规模进攻，广东面临着全面沦陷的危险。广东党组织决定进一步发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准备将广东各地人民抗日游击队改为纵队，公开以中共领导的人民抗日军队的面貌出现。李光中夫妇认为斗争已到了最艰苦最危急的关头，自己不应在家乡待下去了，应到前线作战，于是，他们在1943年1月，几经阻隔跋涉，返回东江特委惠阳驻地，要求组织派他们上前线。这时曾生、尹林平却不提派他们到东莞去工作的事，反而要求他们参加搞东江纵队司令部整风训练班。当时黄康、曾源等正在负责搞这个班。半个月后，黄、曾等人调回东江纵队司令部，只剩下李光中、黄小英夫妇独自负责主持这个司令部整风训练班，李光中任训练班主任，参加整风训练的都是东江纵队惠阳大队的连营级干部，约有30人。整风训练一个多月后，敌军对根据地大肆扫荡，风声很紧。尹林平认为李光中夫妇和整风训练班在惠阳很不安全，于是决定结束学习班，并与连贯、梁广等领导同志商量后，决定派李光中夫妇利用自己的家庭关系，到敌占城市香港开展地下活动，参加香港党组织领导机关工作。
1943年6月，李光中、黄小英夫妇随梁广到香港。这时日军在香港的管治非常严。李光中夫妇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托了不少人情，才弄到了一张定居的户籍。但组织上经费匮乏，不可能对他们的生活有任何经济上的支持。他们先要解决自己的糊口问题。第一个月，李光中住在亲戚家寄食，黄小英则到她的后母家住。一个月来东奔西走，无法找到工作，生活十分困苦。一个月后，李光中终于找到了两处家庭教师的职位，月薪为军票70元，勉强够自己糊口，但养家却无法顾及。年底，连家庭教师的工作也结束了，生活更形捉襟见肘。但为了开展工作，他坚持找活干。后来，经过组织介绍，他到香港中华书局日军印伪钞工厂做职员，生活依然困难。这期间，他参加了香港地下党组织领导机关活动，为中共香港市委起草了一些文件和学习提纲，进行了一些地下宣传活动。他的活动都采取极为秘密的单线联系进行。
1944年5月，香港党组织的另一条地下线被敌人破获，被抓捕的地下组织中有一位同志认识李光中。为了不至落人敌人魔爪，加上李光中时刻挂念内地的战友们和渴望投人火热的战斗中去，因此他向组织要求回内地工作。组织同意了他的要求。
1944年6月，李光中与黄小英一起回到新会七堡家乡，仍以小学教师职业为掩护，从事秘密地下活动。1945年1月，他担任中共新会县委委员兼县委宣传部长，驻在七堡，除做全县的宣传工作外，还分管七堡、双水、小冈一片的工作，兼任新会县江南特支书记和七堡党支部书记。这时中山县八区（现斗门县）的党组织也归新会县委领导。由于县委机关设在沦陷区的江门市，而他教书的地点则在半沦陷区的新会六区，所以每次到县委机关开会办事都要经过敌人的封锁线，十分危险和不便，但他毫不惧色，每次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这期间，李光中夫妇的生活极为清贫。夫妇两人教书的收入全年仅为四箩稻谷，他们把这四箩谷全部上交作为党费，自己及孩子则靠东凑西拼借米度日，有时靠几块蕃薯就吃上几天。
1945年8月，终于盼来了抗战的胜利喜悦。但由于长期战争和贫困生活的折磨，李光中却积劳成疾，于1945年10月患了严重肺结核，大口大口地吐血。党组织强令他暂停工作，只准在家休养。但家乡的医疗条件差，病逾发严重。组织上认为他应当到香港治疗，同时可以兼顾在香港开展地下活动。于是，在1947年3月，他向别人借了一笔款到了香港。起初他估计两三个月就可以医好回去继续工作，所以未打算转移组织关系。没想到一检查，医生认为已到了肺结核第二期，非长期施行人工气胸术不可，于是便把组织关系转到了香港。头半年，他靠借贷维持医疗、伙食、房租等费用，后来支持不下去了。组织上调他到香港西环的汉华中学当高中班主任，并兼任汉华中学和汉华小学的地下党支部书记，对知识分子开展工作。
这期间，他的生活依然过得很苦，负债累累。他那留在家乡七堡的7岁男孩子，因得了疾病无钱治疗，终于在1948年4月夭折在妻子黄小英的怀抱里。这时，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正激烈地进行，他时时惦记着游击区的同志们。每次寒暑假他都盼望能回内地参加战斗，可是每次放假他总是大口吐血，欲回不得，心急如焚。
1949年春，人民解放军取得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继续向南方推进。李光中这时为人民解放事业的进展而欢欣鼓舞，更希望自己能亲自参加这一伟大事业，哪怕赴汤蹈火，献出生命也在所不辞。这时，党组织派周天行到香港与他联系，他向周天行表达了自己希望回内地参战的强烈心愿。组织上考虑到广东为迎接解放确实需要一批像他这样敢于和能够挑起重担的干部，于是批准了他回内地工作的请求。但又考虑他的身体比较虚弱，参加游击战争不适合，就决定调他回江会（江门新会）地区开展城市地下工作。
1949年2月，他与几个月前赴港的妻子黄小英，怀抱刚满周月的第二个男婴，第三次踏上了回家乡迎接解放的归途。

发动群众培养骨干

回到家乡，党组织派李光中担任中共新会特区工委组织委员，其时工委书记曾国棠重点在农村抓武装的组建工作，李光中兼任蓬江特支书记，重点负责江、会的城镇工作。
李光中对家乡新会的社会早已有所了解，这次回新会后，进一步对城镇的社会现状作了深入调查研究，分析各阶级、阶层的政治倾向及其内在关系。当时江门镇是新会县的经济中心，交通运输、工商业及进出口的总汇，并设有海关；会城镇是新会政治文化中心，国民党的党、政、军警机关所在地，是反动统治势力的大本营。以县长张寿、国民党县书记长刘禹卓为首及其他机关一小部分的顽固的反动分子之外，大多数成员存在各种政治倾向。在县参议会中，有不少是开明人士，有些是支持革命的民主人士，李锦波、文植虞、刘锦沛等就是暗中支持革命工作的进步分子，他们后来成为我党外围组织的成员。在自由职业阶层中，教师、医生、文艺工作者和记者、编辑以及店员、小商等，多数人不满现实，思想倾向革命的较多。李光中感到前一阶段中共新会特派员冯光开展江会两地的统战工作，已经打下了较好的群众基础，自己在这块反动统治势力十分猖獗的粤中腹地开展工作，充满信心。
李光中在工作中依靠群众，发动群众，通过思想教育和工作考验，培养骨干分子。他在教育界中认识了一位小学教师陈柏坚。陈出身侨工，富有正义感，不满国民党的统治，以父亲从海外寄回的钱在会城办了一所侨光小学，自任校长，团结一批进步教师，从事反对国民党黑暗统治的活动。李光中即培养发展他成为骨干，从事地下工作，发挥他绘画和唱歌的专长，进行宣传鼓动，并通过陈在侨光小学建立新会人民解放大同盟（简称解盟）小组。李光中亲自主持解盟小组会，每周两次，除介绍解放战争大好形势，交换情况，布置任务外，还组织学习《论人民民主专政》、《论联合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宣言》等。李光中宣讲形势，深人浅出，讲得很动听。并通过陈柏坚等人团结会城的中小学教师，组织歌咏团，在新会县城举办了有《你是灯塔》、《黄河大合唱》等节目的大型音乐演唱晚会演出，大长了当地群众的志气，大灭了反动派的威风。在李光中的指导下，侨光小学“解盟”小组秘密绘制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巨幅画像，赶制五星红旗，书写大量迎接解放军标语，并在解放前夕，连夜出动广为张贴。侨光小学继葵风小学之后成为新会县地下党的联络点之一。李光中患有肺病，每次到侨光小学，坐下来总有点气喘。战友们劝他休息，他都不愿意，马上开始跟大家谈话。
李光中通过以经营仁仁金铺为掩护的江门交通站地下党员陆其俭，认识了江门的一位青年曹汉生。李光中从会城到江门工作时，就住在曹家。曹是江门邮局的职员，思想进步。经李光中深入发动，曹于1949年初参加了“解盟”。李光中每隔10多天便到曹家串门，安排学习，布置任务。因曹的爱人是台山县姓李的，李光中与曹家就以亲戚名义来往，以掩人耳目。李得肺病久病未愈，体质瘦弱，但工作时精神振作，对曹等人和气亲切，言谈间显得学识渊博。当时正值解放前夕，国民党面临覆灭，犹作垂死挣扎，抓人拉丁，白色恐怖笼罩新会。李光中小声地对曹说：“作为一个革命的秘密工作者，首先要站稳立场，树立革命必胜、革命到底的决心，不管遇到任何困难，都不能灰心丧气，同时也千万不要麻痹大意。万一不幸落在敌人手中，也要严守党的机密，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绝不能自首变节，出卖同志。”曹汉生听了受到极大的教育和鼓舞，下定为革命不怕牺牲斗争到底的决心。此后，遵照李光中的意见，曹积极开展群众工作，把邮局内外的青年朋友团结到自己身边，向他们介绍党的方针政策，驳斥敌人的造谣污蔑，打消了朋友们的疑虑和纠正了对党的错误认识。曹还介绍他的朋友刘军参加地下工作，让刘军以乡村教师为掩护，从事群众工作。曹发现国民党的邮政局长在邮发部门对香港寄来的《华商报》扣检烧毁时，立即用开拆分拣香港邮件的办法，提前封发邮件，挫败了这个局长的阴谋，使《华商报》等党报党刊顺利通过关卡寄到订户手中。临近广州、江门解放，曹汉生按李光中的指示，发动职工保护邮局，使江门邮局通信事业完好无缺，顺利回到人民手中。解放前夕，曹汉生还根据李光中的指示，由爱人李丽瑜裁剪、制作了5面五星红旗，于江门解放当天，高高升起在市内蓬江大酒店和厚庐等主要建筑物上。

打入敌人心脏

在全国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形势下，江会之敌日益恐慌，加强其反动统治，妄图垂死挣扎。国民党省政府派出曾任旅长的张寿为县长，疯狂镇压人民。李光中为了配合新（会）高（明）鹤（山）地区开展武装斗争的需要，身临虎穴，选择掩护地下工作的根子。
李光中经会城“解盟”的骨干陈仲衡，向颇有名望的梁其苏医生介绍了一个女工陈卿。陈卿有意识地介绍李光中来梁诊所看病。由于李光中是长期病号，李梁之间由熟悉到坦诚相待。李问起梁的家庭身世。梁说：“我父亲年青时便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从辛亥革命、北伐，到抗日战争，都支持国民革命，后来又支持东江纵队。”“那你呢？”李光中问她。“我受你们教诲，当然顺应潮流，拥护革命！”梁其苏爽朗地答道。李对梁其苏说：“东江纵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决抗日的人民武装，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梁点头称是。李光中随即语重心长地对梁其苏说：“一个具有仁心仁术的医生，和共产党的理想是一致的。”这几句话震撼了梁医生的心弦。李光中的诚恳待人，给梁其苏留下深刻的印象。
此后，经过多次交谈，梁医生对李颇为敬重和信任，毅然接受了李交给她的任务，参加革命工作，使自己开办的诊所成了地下党的一个联络点。经常利用这个秘密联络点开展活动的，除了李光中外，还有陆其俭、李光中的亲侄子李树声等人。梁其苏满怀赤诚地进行了一系列的革命活动：首先，她结识了县长张寿的秘书梁正，与梁正交谈当时形势，把这个有正义感的青年争取过来。梁正有意安排介绍了张寿一家住到梁其苏诊所隔邻的岑家大屋。接着，又促成梁医生成了张寿母亲等人的家庭医生，还当了张寿在新会县第一中学读高中的女儿的英文补习教师，以取得信任，使党组织力量如尖刀般直接插人敌人心脏。这样，张寿等人的重要活动就在我联络站的视野之内。一天，梁正叫梁医生到他家，交给梁医生看一份绝密文件，这是一份国民党保二师“进剿”新高鹤游击区的计划。梁正叫梁医生当即把绝密件内所定的“进剿”日期、行军路线、通讯联络等内容抄好。当日，梁其苏就按李光中指示，把抄件送交江门常安路仁仁金铺的地下交通站站长陆其俭，把紧急情报火速送到我部队去，使部队及时安全转移。紧接着，梁其苏得悉县保安营要“进剿”外海、百顷我新生连的情报，便火速告诉李光中。李立时将情况转告我部队，部队遂得到充分准备，巧妙地摆脱了敌人的“进剿”。
为了迎接会城解放，李光中受新会区委指派，在5月间召集部分“解盟”成员和进步人士，在会城葵风小学开会，成立会城应变委员会。该会成员有陈仲衡、陈丽荷、梁其苏、梁正、陈延勋等。会上，研究和部署迎接会城解放的各项应变工作。会城应变委员会成立后，为和平解放会城做了大量工作。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反动派头子张寿仍然困兽犹斗，凶相毕露。10月初，我党陆义光等几位同志被国民党保二师搜捕，关禁在县城看守所，张寿下令要枪决他们。为了设法营救这几位同志，梁其苏介绍梁正与李光中见面，大家商讨营救办法。李认为唯有通过游说以拖延时间。事不宜迟，李指示首先由梁正出面说服县府主任秘书，再找司法科长、刑警队长说理疏通，晓以大义，并警告他们不得滥捕滥杀，要将功折罪，取得人民宽恕。他们想通了，当张寿要杀陆义光等人时，他们都拖延时间不给张寿勾朱笔。10月21日，我解放大军压境，张寿仓惶出逃，被捕的同志们也就得以安全越狱了。

迎接黎明的战斗

为了做好迎接新会解放的工作，蓬江特支书记李光中根据当时我党在江门、新会活动的党员只有几个人的特殊情况，决定按区委指示精神，将迎接解放的大量工作，放在主要依靠人民群众，特别是党直接领导的外围群众的组织如“解盟”等力量上来。
10月中旬，李光中在会城侨光小学召开部分“解盟”成员和社会人士参加的紧急会议，会上布置了任务，决定在会城出现“真空”期间（即国民党县政府和国民党军队败退，我解放军仍未到达这段期间），要做好几项工作：第一，大力宣传共产党的政策，维持会城的社会治安，防止抢劫骚动。第二，做好商店营业复市工作。第三，做好学校复课工作。会后，会城“解盟”、社会进步人士公开以新会人民解放大同盟的名义，紧张有序地开展了各项工作。他们承担起维持会城治安的任务，动员商家照常开市，学校照常上课。他们登门上户，向会城群众作宣传，解除人们顾虑，安定人心。李光中在会城“解盟”的协助下，向国民党新会县城防司令陈仕俊晓以大义，要他在解放军入城之前，约束部属免滋生事，以防骚动。陈见大势已去，只好应允并见诸行动。随后，李光中又先后找会城商会会长陆卓南和江门商会会长卢雷云，要他们约束商民，不得停业，并要筹款作支前之用。陆、卢两人一一答应。李光中还通过“解盟”指定梁正出面，主持召集保甲长会议，交代有关政策，责成各乡保甲长要切实维持地方治安。此外，李光中还发动“解盟”成员对国民党县政府机关人员，宣传党的政策，责成他们保护好档案、物资，听候接管。为配合迎接解放军人城，李光中组织会城侨光、葵风小学“解盟”小组以新会人民解放大同盟的名义印制了大量宣传品，其中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即《约法八章》）的油印传单，并以此为内容制作了木刻、诗歌、宣传画等。还制订了五星红旗的缝制尺寸图样。侨光小学“解盟”成员绘制了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巨幅画像和大小五星红旗百余面，为迎接解放军人城和召开庆祝大会之用。
1949年10月20日，李光中从“江门城工小组”处获悉：逃窜到江门之国民党残兵“坚忍”部队，有起义意愿，提出要和我党的解放军联系，并曾派一位军官到荷塘乡与我党领导的武装队伍负责人陈能植联络。共产党员容辛当时正好从粤中纵队第六支队派回江门郊区荷塘我武装新生连。李光中得到这个情报后，立即派遣曹汉生（解盟成员）、林树登（民盟成员）带着他的字条往荷塘，约同容辛即日到江门会商，进行谈判事宜。
该“坚忍”部队，是国民党的“广东省暂编第二纵队”（属师一级编制），随着国民党正规军刘安琪兵团南逃，孤军逗留在江门，原司令王禄丰只身逃走，由参谋长云汉代理司令。李光中从江门的“民主同盟”方面了解到，云汉是“民主同盟”的成员，早有起义意图，只是等待机会，希望江门“民盟”帮助，与解放军取得联系。李光中冷静地分析：随着广州解放，处于广州外围的江门、新会，解放指日可待。目前驻扎在江会一带的这支国民党残部，虽然迫于形势，士气低落，但仍有近千之众。我大军尚未压境，倘若由我新高鹤地方人民武装与它硬拼，则不但造成不必要之伤亡，而且由于交战，会给江会两地造成破坏。李光中扼腕深思，权衡利弊，审时度势，当机立断作出决定，草拟出几项接受“坚忍”部队起义的条件，报经上级同意后，随即作好与“坚忍”部队谈判的准备。
21日晚，李光中为了尽快稳住云汉部队，促成起义之事，决定单独前往与云汉会面。当时，李光中身边并无可陪同前往的共产党员，而且没有任何枪支和机动车。为了显示我党和解放军的威严，李光中为此作了一番精心准备。他用块三角木头，用红布包裹着，塞进一个手枪套，横跨腰间，俨然以解放军指挥官的庄严仪容出现。他叫一个通讯员用自行车搭载他，颠簸蹬车10公里，到了江门三角塘坚忍司令部附近，悄悄放下自行车，然后叫那个蹬车的通讯员作为“警卫员”，随他到了“坚忍”司令部大门。哨兵喊令他们止步。李光中凛然回答：“我就是人民解放军江会区军事管制委员会的首席代表，快叫你们的代司令云汉出来与我谈判！”此时军管会尚未正式成立，上级为准备这次谈判，已授命李光中以军管会成员行事。
云汉听到解放军军管会代表到达，马上令部队在大门至会议厅之间的通道排成两侧，亮出两排雪亮的刺刀，以显示自己的实力。他命令只准李光中一人进内，不准“警卫员”跟随。李光中当时虽然身体衰弱，但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早已将一切置之度外。他挺起胸膛，抖擞精神，穿过两侧伸出的寒光闪闪的刺刀丛，昂首阔步到达会议厅。
李光中首先代表军管会对 “坚忍”部队的起义要求表示欢迎，然后要云汉将部队的编制、武器装备等情况一一报告出来。云汉马上被李光中的凛然正气所震慑，如实报告了情况。李光中接着审阅了“坚忍”部队代表冯畅卿与粤中纵队第六支队代表容辛早前所草签的书面协定，并向云汉提出起义的几个条件：一、要确保新会、江门人民的生命财产不受损失，并维持江会地区的社会秩序。二、发表起义宣言，申明接受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领导，进行改编。三、摘除国民党的帽徽与胸章，把枪架起来，等待解放军前来改编。四、解除江门保安队的武装。云汉对这几个条件有的接受，有的难以接受，尤其是第四个条件不愿接受，因为他是外地人，怕人地生疏，打不过地头蛇，怕自己的部队损兵折将。谈判十分艰苦，双方唇枪舌剑，直至深夜。李光中曾三次拍桌子站起来，扬言若不接受条件就不能接管。云汉几次软下来，拉住李光中不让走。最后，谈判双方对第四个条件采取调和办法，在天亮前把起义计划基本确定下来了。
10月22日晚， “坚忍”部队代司令云汉、政工室主任阮世纯，作为暂编第二纵队的谈判代表，由刘锦沛带领，到了江门中兴路厚记行颜料商店四楼参加谈判。李光中根据粤中纵队的指令，以江会区军管委员会委员的身份，作为我方首席代表，偕同容辛、文植虞、陆其俭、李锦坡、余镜波参加谈判。谈判桌上，李光中讲明形势，宣传我党的方针、政策，以及粤中纵队10月上旬发布的《五项限令》，指出对方只有弃暗投明，起义才有出路。经过谈判，云汉等终于正式接受李光中提出的条件，并详细汇报了起义的计划和准备工作。李光中等代表表示同意，并研究和确定了起义宣言和布告。谈判并确定起义时间为10月23日清晨。
谈判毕，各自匆忙散去。深夜已过，鸡鸣破晓。李光中身体很弱，熬了一夜，容辛担心他支持不住，劝他休息一下。但他精神抖擞，把身子挺一挺，表示毫无病态，微笑道：“你别欺负我 ‘病李’，再熬一夜也没有问题。现在，我们马上到棠下去，找交通站送情报。”他坐下来，用一张小纸写好几行蝇头小字，折叠成小小纸条。写完后，他站起身就走，说：“找单车工人去！”李、容两人走到江（门）佛（山）路口，听到三角塘附近响起了几声鞭炮。接着，市内各处鞭炮声此起彼落，涌到街上的人越来越多。有几辆插起五星红旗的汽车在马路上慢慢行走，一边放鞭炮，一边撒传单。行人纷纷抢着看传单，原来有的是驻江门国民党军队的起义宣言，有的则是地下工作者秘密赶制的宣传解放的传单。这时候，许多商店门前，有些楼顶上，都挂起五星红旗。与此同时，中共新会特区工委书记曾国棠接到李光中的汇报后，迅即率领百顷的新生连乘夜进入江门，成为和平解放江、会的第一支人民武装部队。
10月24日下午，第二野战军一支先遣部队从南海县九江乘船到达江门北街登陆，李光中和鹤山县军管会主任关立走在前头带路，直奔江门。这支由第二野战军的刘团长指挥的队伍，雄赳赳地前进，在沿途群众的欢呼声中进入市区，解放了粤中的重镇江门和新会县城。

矢志不渝尽瘁国事

解放后，李光中在反地方主义中受到冲击，历尽坎坷，但他对党忠贞不移，晚年仍时时关心党和人民的事业，尽瘁国事。他从省文史馆副馆长退下来后，担任第四、五届省政协委员，围绕改革、发展和稳定进行参政议政，常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真知灼见，深得委员们的赞许。1987年5月，他接到省政协通知，到江门侨乡视察，其时他患高血压等病，仍带病参加，先后到江门市、恩平县等地视察，不辞劳苦，戴着老花眼镜听汇报，作记录，深入调查研究，善于从方针、政策上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在视察期间，他发现有关部门对支援家乡建设的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捐赠物资课以重税，以致捐资捐物急剧下降，便和一起视察的刘军深人交换意见，彼此深感忧虑。他说：“这真是天下奇闻！海外乡亲出于爱国爱乡，慷慨解囊捐资捐物，兴办实业，兴学和捐赠汽车、医疗设备等等，支援家乡建设，赤子之心，难能可贵。而有关部门却要捐赠人课重税，实属有悖于常理，很不对头。”刘军深有同感。后来，他们又进一步了解到，有关部门制订这个政策，是基于有些地区将所捐赠的汽车移作别用，转手买卖，逃避征税。对此，李光中对刘军说：“凡事要作具体分析，不能斩脚趾避沙虫嘛。”刘军同意地说：“你说的意见正确。有极少数地区、部门借此逃税，完全可以通过完善政策，加强管理，实行专款专物专用，这样不就是既保护捐赠人的积极性，也防止产生弊病吗？”李光中点头，提议采访更多的材料，把问题提出来。两人继续搜集材料，分析归纳。李光中吩咐刘军执笔，终于写出一份题为“应当调整放宽政策，鼓励海外侨胞捐资捐物，支援家乡建设”的建议。这份建议有数字对比，有典型，有分析综合，还提出三点加强管理专物专用的措施，有理有据。建议提交给省政协五届五次全会，立即被大会安排在头一天作大会发言。与会委员反应热烈，认为李光中和刘军政治敏感性强，能从政策上发现问题，意见中肯，有说服力，参政水平高。翌日，香港《仗汇报》、《大公报》作了报道，引起广泛注意。跟着，李光中又找刘军草拟一份提案，提交大会。刘军赶写出来后，两人联署，正式向大会提交了一份“要求调整放宽政策，鼓励华侨捐赠”的提案。会后，李光中又把刘军找来，说：“我们写份内参，送中央领导过问此事好吗？因为政策是由国务院有关部门制订的，光是省里重视还不行。”刘军被他这种精神感动，当即同意，并执笔，一星期后就把内参写出来。李光中阅毕签名，即以两人名义，一式两份，一份送南方日报印送省的领导同志；另一份送新华通讯社广东分社，社长黄绍进阅后，签发直送北京新华总社。很快，这份二千多字明确有力的内参，就送到国务院领导手里。经国务院领导批示，有关部门终于修改放宽了捐赠政策，从而大大调动了广大侨胞的积极性。广大侨胞反映说：“这样做才合情合理，顺乎人情，福国利民，我们要继续捐赠物资，支援祖国和家乡建设。”此后，港澳台同胞、广大侨胞捐资捐物源源而来，成倍增长。侨乡利用这些物资款项，筑桥修路，兴办学校，呈现了一派新气象。李光中得悉，万分高兴。

关心战友情深谊厚

李光中疾恶如仇，爱人如己，这一点也是有口皆碑的。1984年，他的一位在县文化局工作的战友到退休年龄，应办离休手续，组织上要他出具证明材料，李光中得悉，及时为他写了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证明，帮助他顺利地办理了离休手续。
1987年，他的另一位战友在办理离休手续时，遇到一些麻烦。该同志所在单位向李光中调查，李即明确地向外调人员详细介绍这位战友系于1949年5月接受党的任务，从事地下工作的情况。紧接着，又向这位战友的单位提供了一份详细的书面材料，说明党组织当时交给这位同志哪几项任务，包括宣传群众，发动群众，以及向香港我党报纸秘密发稿，揭露国民党的黑暗统治等等。着重说明，该同志接受任务非常坚决，立场坚定，工作积极，完成任务得很好。并提出依据事实，应当确认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参加革命工作的时间。由于李光中提供了实事求是、明确有力的证明，那位战友也办理了离休手续。事后，那位战友登门感谢李光中，李光中听了胸襟坦荡、和颜悦色地笑着说：“尊重历史、尊重事实，义不容辞、义不容辞。”说罢就到书房把那份证明底稿拿出来给那位战友看。他这种对战友负责到底的精神多么感人。
毛泽东同志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号召广大革命者要学习白求恩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做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李光中，正是具备这些高贵品德的人。他实践了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入党誓言，高风亮节、正气浩然。圭峰苍苍，银海茫茫，新高鹤人民将永远怀念这位党的好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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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前人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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