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改革３０年专题报道［南方农村报供稿］

锋笑

农民创造成就改革
——写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专题报道开篇之际
□本报编辑部
　2008年,是值得纪念的年份,发轫于中国农民的改革开放,走过三十个年头。共和国,从积重难返的政治和经济疾患中复苏,成长为一个富有朝气活力的青壮年,历时三十个年头。
　　我们不张扬领袖的功绩,不歌颂各个领域里引领时代风向的人物和事件；我们目光下沉,直视中国土地上的农民,他们,是共和国屹立世界的根本。
　　他们与尘土为伍,扎根大地,八千里路云和月,他们的功名,沉落在土地之上,成就着国家和民族的辉煌。
　　他们突破禁忌,确立土地承包责任制的地位,以后国企的改革,无不看出农民创造性思路的影子。
　　他们实践民主,在世界上引人注目的中国农村实行海选和民主,让黄天厚土的农耕社会散发着文明的魅力。
　　他们历尽艰辛,维护权利,维护民生,尽管有许多苦楚和磨难,但是一如既往地前进,和国家一起承担。
　　他们数十亿人次地进入城市,打破城乡藩篱,构建着美轮美奂的建筑,为城市提供巨大的方便,为国家奉献力量和财富。
　　他们有欢乐,有自豪,也有悲伤……即使如此,他们也无怨无悔地劳作着,成为日渐富裕的国家的奉献者。
　　在广东等率先开放的地区,农民也在发挥着想象力和创造力,他们在土地承包、农村经济发展模式、灵活的财产权分配等方面,给中国其他地区的农民贡献出可以借鉴的经验。
　　农民是沉默的庞大群体,他们不求功名,踏实地为国家的基础稳定和发展,奋力前行。他们在中国改革三十年的历程中,其影响力之大、推动力之强,让人充满敬意。
　　南方农村报,正是出于对农民的敬意和感动,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今天,推出系列报道,以他们的经验,他们的经历,他们的故事,展示出农民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中的贡献和功绩。
　　他们的故事也许不算惊天动地,但是尘土生就万物；不论国家如何强大,如何光荣,这光荣和强大的背后,农民永远是伟大的基础力量。
　　本报也吁请读者,给我们提供更多的故事线索,让我们一起书写广东农民、中国农民值得记入史册的故事。
　　南方农村报从今天开始,陆续刊登改革三十年三农领域的专题报道——
　　我们为你们记录。
　　我们为你们记录。
　　我们为你们见证。
　　本专题撰文
    囗本报记者　江华　彭进　
　　南方日报记者　周志坤　
　　实习生　翟旭钦　张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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锋笑

珠三角最后的“人民公社”
本报记者：江华
和历朝历代相同,当进入1980年代之后,中国一场新的革命,也从农民开始,不过他们采取了温和而且对中国有深刻影响的举动。
　　1980年代初,发生在安徽小冈村的、一场被命名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体制革命已席卷全国。
　　然而,广东省中山市南蓢镇崖口村,在这个“革命、改革”的年代里,却通过民主的程序决定继续走“人民公社”之路,并延续至今。
　　有人说,这是珠江三角洲最后的“人民公社”。
　　它坐落在伶仃洋畔,临海远望,香港的大屿岛和澳门深圳的高楼大厦清晰可见。
　　可能并没有多少人注意到,这里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的故乡,翠亨村与崖口比肩而邻。
　　就在这个沐浴了一个多世纪欧风美雨的地方,就在这个历经三十年改革开放已与世界经济紧紧联在一起的地方,居然会有一个叫崖口的村庄——至今仍奉行“人民公社”,“工分”、“口粮”、“供销社”、“生资部”是活跃在这个村庄的常用词汇。
　　对于崖口村,除了自2002年以来广东省内媒体的零星报道,人们似乎很难再查到关于它的详细信息。这些报道几乎不约而同地给它戴上“平均主义”、“大锅饭”等符号化的表现体制性落后的帽子。
　　一份研究资料表明:尽管市场经济已融入当今中国社会的各个细胞,但全国仍在坚定地走“集体化道路”的村庄,约有7000多个。
　　据称,其中河南南街村、天津大邱庄、江苏华西村等部分村庄,甚至因其红色典型形象而获得巨大的政治资源支持,创造了辉煌。但同时,也使他们招来了无数非议。
　　在改革开放30年之后的广东,在以思想解放著称的珠三角地区,在这个香港的大屿岛、澳门的高楼,深圳的水泥森林触目可及的地方,为什么人们会坚持“公社”体制?它是另外一个大邱庄、南街村或者华西村吗?他究竟和其他的社会主义村庄的内核和外在,有什么不同?
　　它的未来可持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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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别于史上人民公社的村庄
村庄即景
    这是2008年4月27日。
    中午刚过的时候，家住祠堂边的谭伯接了个电话，电话是香港的亲戚打过来的，从他们快速的粤语对话里，可以感觉他们的开心。
    在安静的村庄里，从半掩或者开放的门里望进去，许多村民在玩麻将。笑声不时传出来。
    孩子们的笑声从村里的运动场上传来；村支书陆汉满的破单车，依靠在村大队部礼堂舞台旁边，会议室里，这个68岁的老头身边坐满了人，人人笑逐颜开。
    如果不经人介绍，很难把这些客人和美国人联系到一起：这是侨居美国的崖口人回来看看自己的故乡，拜访老支书。
    走在水泥铺成的村道上，一张张贴在墙壁上的性广告不时蹿入眼帘，一辆辆小汽车缓缓驶过；初夏的海风不时从平滑如毯的3000多亩稻田上吹来。
    从卫星地图上看到，这个村庄古老建筑的屋顶和新建筑混合，被绿色的田野和数万亩的围垦土地包围着。颜色在阳光下鲜亮夺目。
    绵延的海埂，将围垦的土地伸向大海，这是崖口集村民20年之力，向大海要回的土地。这由水变来的土地，如今成了村子的宝贝。
    这些围垦出来的滩涂已大量作为养殖场出租(部分建起工厂)，每年可为崖口提供数百万的租金收入，成为崖口最重要的经济来源。
    他们将这笔收入用于补贴农业生产、给社员和干部发工资、整修村里的公共设施，建设凝聚人心的寺庙。低调的实施着“共产主义人民公社制度”。
    人民公社体制，一直被视为是中国社会主义试验的负面案例。崖口人民的“公社生活”，各种证据似乎证明着，如今崖口集体主义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相互依赖和补充，以及民主决议程序的坚持执行，正闪烁着科学与和谐的光芒。
干多干少：是你的自由
   4月27日，村民阿谭起了个大早。他穿过几条小巷，来到村祠堂公告栏前。
    公告栏上写着“八点开工，下北山界围鸭网、下田林斩田基”等字样，这是生产队长的开工通知。他如城市的人“打卡”一样，在“斩田基”一栏挂上自己的名字牌。
    由于是农闲，这天出工的社员并不多，只是600多个从事农业生产的社员中的少数。根据村里的规定，干完这些活儿之后，阿谭们可以拿到20个工分。按照最近两年的崖口的工分值，这大概价值30元人民币左右。
    “不过，由于农业生产的周期较长，工分到底值多少钱要等到早造或晚造分配的时候，才能明确知道。”崖口村法律顾问谭顺宁说 。
    崖口村有3500多人，1700多劳动力，其中有差不多600人靠边在村里3500多亩的稻田里“挣工分”。
    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和最近两年的工分价值，阿谭去年挣得了一万多点儿的收入，这在村里居于中上游水平，有的人可能与之相差数千元。外出务工、经商的崖口村民可从集体土地、工厂出租收入获得人均约5000元的分红。这个坚持公社体制的村庄已与市场经济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有人把我们与历史上的人民公社等同起来，这是错误的。我们跟他们不一样。看看我们的工分收入分配表就知道了。”谭顺宁说。
“粮折”与“粮食银行”
    家里的米快吃完了，阿谭希望早点收工，好去村里的粮仓取米。
   事实上，崖口的农业生产的劳动强度也不大，成片的3000亩稻田，已经大部分交给了机械化操作。村民的劳作，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形式。但是他们必须认真的做这个形式——劳动行为，在崖口是神圣的东西。
    阿谭没有磨洋工，要把自己份内的活干完才好，因此，他没有像往常那样在中间的工休时间与伙伴们打扑克、讨乐子。大概10点钟的时候，阿谭完工，在通过队长的验收后，前往大队仓库，掏出一本类似存折的“粮折”领了“口粮”，并在旁边的打米机免费打米。
    这一切都不用花钱，等早造、晚造季节结束，进行工分收入分配时，直接从中扣除。
    “我们从来不用担心粮食涨价。”崖口村法律顾问谭顺宁说。
  根据该村的规定，任何参加集体劳动的社员，都有权使用“粮折”，年终时直接从工分中扣除，价格远远低于市场价，自2001年起，对16岁以下儿童工和60岁以上(女55岁)老人的口粮，完全免费。但是，退出集体生产的村民，将不能享受这项福利。
    崖口的农耕地，按照村民民主约定，是绝对不允许出卖或做他用的——尽管它的位置和优越的风水，对资本力量的诱惑里巨大——这块土地，更像是整个村庄的命脉的根基，是维系村庄没有能力的人和老弱病残生存延续的最可靠保障。
有福利也有自由
    在我们这几十年得到的印象是：凡是实行“人民公社”制度的村庄，村民一旦获得了免费的房屋、医疗、养老等福利保障，就会失去了许多自由甚至是民主。
    这是曾经辉煌的大邱庄给人们的最惨痛教训，也是河南南街村最近公开给我们的例证。
    但在崖口，如果阿谭想离开生产队外出务工，只需跟队长打个招呼即可。倘若他想要回村劳动，生产队也不可拒绝。不过，他只能回到他所属自然村的生产队，而不能在各生产队之间流动；回队申请只能在每年初进行，需要交100多元的生产工具费。以防有的村民农闲时外出打工，农忙时又回来挣工分。这是一个开放型的经济组织。
    而一旦参加农耕，这一年就不能随便出入，因为会影响整个农业生产的进行。阿谭可以干完这一年，不想干了再退出，想干么干么去，想回来了。来年再报名。
    曾在崖口村进行田野调查的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曹正汉博士透露的一项统计数据表明，改革开放之后，崖口各生产队出工人数经过逐年下降，该村社员在1993年达到308人的最低点。
    此后，由于社员人数的下降，大队为确保土地的正常耕作，增加了对生产队的补贴，在生产队出工收入已与外出务工收入相差不大，村里又有“口粮”等福利吸引，大量劳动力又开始回归，目前共有600人左右留在本村工作。
    “其实，哪天去上工、上什么工，也是由村民个人自主选择，并未强制村民必须天天去上工。同时，我们还要保证社员收入略高于周围务工平均工资，但又不能高得太多。否则，有可能会造成人员总量的大幅度波动。”谭顺宁说，“要让他们的生活比周围分田到户的农民更好一些。”
    早在1977年，崖口村的村民代表会议就开始成为一项制度。记者看到，在该村各大祠堂前贴满了村委会换届选举公告，许多农民站在那里观看、讨论。
    2008年崖口村的民主选举也在平静而无争议的过程中结束。一个坐在村委会大楼边大榕树下休息的村民面对询问，迟疑地说：“外面的人都说我们村子好呢！”
    “这么多年来，每个月都要召开村民代表会议，并就村里的公共事务进行讨论。”
    谭顺宁向记者出示了最近十多年来的村委会、村民代表会议议事记录，包括2001年4月矛头直指村支书陆汉满和村委会干部的“大字报事件”等均明确在案。
    陆汉满对这种丑事好事一股脑记入历史的做法并不在意，他曾经表达过这样的观点：过去是什么就是什么。
    崖口村的财务管理就像是一个“透明的保险箱”，“你可以看见每一笔开支，但干部无法随意支配。每天村里集体开工的时候，没有一个社员讲，你今天要给我多少钱，才去开工。如果集体不值得信任，他们不会连今日收入多少工钱都不过问。”村民肖伯说。
  30多年来一直担任崖口村党支部书记的陆汉满称崖口的做法是“双轨制”。即一方面是政治上的双轨制，一个村庄可以搞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村庄以共同体形式进入市场经济。另一方面是经济的双轨制，农业生产效率低，投入高，生产期长，有风有雨有虫有病害，甚至还有人害。因此，村庄又要利用土地出租收入来扶持农业生产。

锋笑

崖口之谜透视
本文连接：http://www.nfncb.cn/newsdetail.aspx?newsId=3735
在市场经济发达的珠三角，崖口公社的存在就像一个谜。它为什么要继续坚持人民公社？别人靠打红色典型牌赢得政策庇护，它靠什么过活儿？它的未来是否可持续？
为什么要走集体化道路？

    在改革开放前，与广东各地的情况一样，崖口人对于偷渡到香港过上幸福的生活，充满了幻想。而大规模偷渡，使崖口大队在改革开放后面临严重的劳动力短缺。
    统计资料显示，仅1955-1974年就有191人偷渡至香港或澳门，而1978-1980年，高达300多人偷渡出境。
    农业改革分田到户的政策，给崖口出了道难题：崖口留下来的大多是半劳力和非劳力，他们若分到了田，单家独户无力耕种，村庄该怎么办？
    为此，当1981年南蓢公社开始推广土地承包到户的时候，中山县委书记谢明仁说：“中山不搞一刀切，农民不愿分的，可以继续搞下去。”佛山军分区的领导也表态支持崖口继续走集体化的道路。 当时，崖口是佛山军分区的一个民兵建设示范点。
    陆汉满还提供了另一个解释。他说，村里有些财产是无法分的，卖掉又很可惜。1961年体制下放时，崖口村积累下来的家业由于要分到各自然村，导致卖的卖，拆的拆，例如解放前的市场，分给了几个队，结果市场被拆，各队搬砖瓦回村。分一次破产一次。
    在此背景之下，崖口村召开社员大会，经过几天几夜讨论，最终达成了继续坚持集体化道路的决议，并一直延续至今。
    在对外解释崖口村的人民公社时，陆汉满数次强调，你有本事可以去做生意，或者去香港、澳门。但是，村中的弱势群体需要党和组织，继续带领他们去生产、生存。不能把村庄当成企业来办。
    崖口村“人民公社”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社区居民互助联合体。根据曹正汉博士的解释，给那些欲弄潮商海的村民提供了一个“市场经济减震器”，以抵御失业风险、经商风险、养殖风险、养老风险、治病风险等。
    从厚厚的有7.5公斤重的崖口村资料汇编里看出：陆汉满并没有被村民认为是不可得罪的人，人们对他攻击，他对攻击者也做出反击。纸上的火药味，依稀看到20年来崖口议会制度的热闹和公开。
    从这里可以看出，崖口是有“宪法”的，这就是大多数人的民意，以及村庄为了那些没有能力的人所提供的最后防线——福利保障制度。
为什么要退工守农？

    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指出，统分结合的家庭联产承包制推行之后，尽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农村上层建筑却充当着有自收自支权力的地方政府的角色，但政府最早退出的就是“不经济”的农业。
    但在中山算是较早就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崖口村，却在试办加工业之后把主力转向农业，同时其集体经营范围却不断地从工业和水产养殖等领域退出，转而利用市场进行资源开发，出租给外地商人经营，租金则在股份制改造之后在全村村民中间分配。
    到2002年，崖口村集体直接经营的范围只剩下3000多亩稻田，和为生产单位、为生产配套服务单位(如农机站和谷仓)、为村民提供服务的单位和福利机构(如老人院和为退休干部服务的干部基金会)。
    根据崖口村资料汇编，1985年该村将滩涂上的鱼塘全部出租给私人经营。此后，1987年12月28日，国务院批准珠三角开放区的范围由原来的17个县市，扩大为28个县市。
    由于来料加工厂在珠三角越办越多，外商选择余地增大，崖口大队既要当经营者向外找外商和订单，又要当对生产进行管理，赢利难度加大。于是便逐步退出工业经营，把工厂租给外商经营，由其承担市场风险，并在1988年把主力从村办工业转移为开发资源,大规模围垦，增加了26000多亩的土地资源。
     陆汉满表示，随着对外开放发进入更深层次，港澳台湾地区和各国的大企业也开始进入中国市场，他们拥有雄厚资本、高尖科技、国际市场，他们信息灵通，这种外资的引进势必选择在现代化、繁荣的大城市，他们需求更高层次的政治权力保护，他们对投资环境 的软、硬件要求很高。
    “这些引进对我们农村而言，是带有掠夺性的威胁。我们农村如何能承受得了？我们想也不敢想。”
   据了解，当年，崖口共在加工业上投资了两千万左右，每年收入最高的时候是200多万。计算下来，刚好与利息相等。而且，环境还被污染了。
    谭顺宁则称，进入90年代，农村在引进工业上只是小规模的，而且大多数需要农村土地资源一次性卖出，农民得益不多。
为什么绝不卖地？

    绝不卖地是崖口村的基本生存原则。而“信奉土地公”的普遍，也旁证着他们对土地的的感情几乎达到了崇拜和依赖的程度。
    几乎每一个崖口村民的住宅门前，都供着一个土地神位，它可以保佑一家平安、阻挡妖魔鬼怪。每个简陋的神龛，都刻上“某某社”的字迹，“社”，古代即土地的称谓。国家之别称，则为“社稷”。
    数万亩用于出租的滩涂、土地是崖口公社得以延续的生命线。
    根据最近十来年的统计数据，崖口村平均每年约有500人参加农业生产，产出345万斤粮食，分配给农业劳动者的资金总额是480万元。单凭那3000亩的稻田，显然无法支撑如此巨额的开支。
    华南农业大学罗必良教授评论说，如果没有在市场经济中赚取利润来支持农业生产，崖口的集体经济无法运行。
    这看起来是一个悖论：高福利国家的福利保障，往往也是倾斜于比较贫寒和弱势的人群。而我们国家的30年改革与发展来看，其工业化带来的巨额利润，也不断的向弱势人群倒流——这似乎都是放大过的崖口的翻版。
     2004年，前来崖口村考察的南街村领袖人物、正在倒霉运的王宏斌曾经感慨：只要崖口守住土地，日子就能过得很好，不像南街村3000多人口只有两千多亩土地，生产、建设十分艰巨和辛苦的。
    没有人体味到王洪斌当时的内心滋味，但是羡慕确实明显的表露出来——著名的南街村拥有土地，但是他们的村庄，不是依靠靠土地，而是依靠国家商业银行和政府之力数十亿的贷款和援助，修筑起来的一栋空中楼阁。
    谭顺宁很自豪地说，这么多年，崖口只卖过三次地，而且是为了公益性事业。而这些都是为了国家交通等重要基础建设。
    尽管如此，数十年来，崖口仍遭遇了数次大的卖地风波。
    陆汉满也直言，在1980年代到1990年代，最难处理的，就是部分村民被人家挑动，要求卖地。
    陆汉满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抵御一切可能的风险。中山市当地的公司老板曾表示，可资助崖口重建村里的庙宇、修路。陆汉满总是笑着拒绝。其中一个原因，用陆汉满的话来说就是“不敢踏入他的经济范畴，怕脱不了身。”
    最近几年来，珠三角的地产业再次缔造出无数财富神话，崖口的生存模式又一次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卖还是不卖，这在拥有数万亩土地的崖口再次成为一个问题。
    该村还记录着一个载入村史、广为人知的”大字报事件”。2001年4月，祖籍崖口的退休干部杨某组织一个”崖口反腐败行动小组”，在崖口张贴大字报，矛头直指陆汉满，称崖口干部不肯分田、不卖地，是在搞腐败。据说，此前早在1990年代相关上访信件就已传到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谢非办公室。
    这次事件以当地对陆汉满作出“两脚最黑，两手最白”(陆喜欢赤脚在村里进进出出)的结论之后，方告结束。
    陆汉满说，“大字报事件”的背后就是有人想把崖口的土地卖掉。”但问题是卖掉之后，崖口村民将何去何从？下一代怎么办？我们应当将土地等同于子孙来看待，如果让你去卖子、卖孙，你肯定不肯。”
崖口的未来由集体决定

    驱车行驶在崖口的滩涂堤坝上，谭顺宁十分自豪地说，经过10年努力，崖口村在其东部六公里长的海滩上围垦出了总面积约26000亩的滩涂，相当于把崖口的海岸线向大海中推进了2.5公里。
    崖口的农业生产和对工业的主动拒绝，保护了这一片没有被污染的土地。让环保学家和植物学家激动万分的是，由于环境少受污染，沿着滩涂和围垦地边缘的水道出现了一公里之长的以娇嫩、富贵、对环境十分挑剔而出名的珍稀植物野生红树林。不远处，牛羊成群，在安详平静之中吃草、打鸣。白鹤在耕牛的身边走来晃去。
    南蓢镇的“蓢”，其实就是红树林的意思。一个村民半玩笑半认真地说：如果真有人拿着钱来征我们的土地，红树林是第一批抵抗力量。
    在崖口开辟出的滩涂的另一边属于珠海。一路之隔，一个庞大的海滨高档别墅楼群已经竣工。许多挂着粤A、粤B等牌照的高档轿车停在快完工的楼宇之前，一些着高档衣服的女士带着宠物狗，欣赏正在装饰的堂和庭院。
    很难说，这个安静的村庄，不被日益膨胀的地产商和利益集团纳入视野。
    离此别墅工地不远，一座座巨大的轨轨桥墩正在兴建之中，机器轰鸣之声不绝于耳。
    根据粤港澳大桥的建设规划，中山市将与香港、澳门更紧密地结成一体。
    当这个已有七百多年历史的古老村庄，与香港、澳门这种国际化的世界经济体结为一体的时候，崖口村必将发生色彩更为复杂的巨变。
    对于崖口的公社体制，人们的争议和误解从未间断。陆汉满，这位令人尊敬的老人承认，即使是在崖口村党支部，反对声音也是时而有之。
    陆汉满的儿子志农一直不想在大队出工，而更想经营和拥有一份自己的产业。他曾边在大队务工边经营自己的蚬场。现在，他又开始经营另外一门生意。在村民眼中，他是一个交游广、脑子活的现代青年。
    但在青年一代中，也不乏谭顺宁这样的支持者，他表示崖口作为一个村庄，作为一个社区共同体，不能单纯地从经济的角度来考虑。
    现代观念极强的谭顺宁同时还自信地认为，由于众多的崖口人已经进入市场社会谋生，他们在将来不会有太难于融入市场经济的问题。
    尽管如此，这位受过现代大学教育训练的崖口人仍表示，崖口的未来会怎样，只能由未来的崖口人来集体决定。
    “老支书陆汉满未考虑过外界广为关注的村级领导的接班人问题，因为他从不将村庄视为他的私有财产。”

酷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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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偷渡客到港商
——广州黄埔区农民陆泰森的三十年
来源： 南方农村报(www.nfncb.cn)    作者：本报记者　肖建
本文连接：http://www.nfncb.cn/newsdetail.aspx?newsId=3806
夏日的阳光投射在那张宽大的办公桌上,案台上那盆青翠的富贵竹生机勃勃。广州市黄埔大道边的“竹沁园”沐足屋内,董事长办公桌后象征权力和财富的皮转椅对港商陆泰森来说只是个摆设,他极少在那上面坐,无论接待属下员工还是来访宾客,他更喜欢与对方在沙发上促膝而坐。他也不喜欢“老细”、“董事长”这些头衔,几乎所有认识他的人都称呼他“泰森”或“森哥”。

　　陆泰森是香港人,也是黄埔区文冲村人。双重身分之中,他更加认同的是后者,尽管三十年前为了生计而选择逃港,今天,他却为身为文冲村人而自豪。他总是幸运地踏着时代的节拍,离开和回来都契合了社会发展的轨迹。他的命运是三十年国家改革开放的缩影。

偷渡香港

　　船在晚上10点左右启航,经过24小时航行,第二天晚上临近香港西环,偷渡客此时就要跳水,泅水约40分钟上岸。对那些饥寒交迫的偷渡者,这是生死交关的时刻,多少人因为体力不支被冲进太平洋,成为游魂野鬼。

　　这么多年来,陆泰森从未详细地向别人讲述当年偷渡香港的故事,包括家人和朋友,一来由于生活和工作节奏太快；二来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伤心往事不愿重提。但站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回顾自己与时代连接的命运,他突然有了一种言说的冲动,记忆的闸门一经打开,思绪便如同绵绵流水一发不可收……

　　我出生于1955年,是广州市黄埔区文冲村人。12岁小学未毕业就开始参加生产队劳动,1977年偷渡香港离开文冲。

　　在文冲村22年里,我最深的印象就是,从来没有吃过一餐饱饭,也从来没有睡过一夜好觉。那个年代,农村穷,农民普遍缺少油水,挨饿是很平常的事,今天中年以上的人基本都有这个经历。从来没有睡过一夜好觉,对别人来说可能难以想象,但我没有丝毫夸张。我家那间又窄又小、四面漏风的破泥砖屋是曾祖父留下来的,只有一厅一房。我有六兄妹,加上父母一共是八口人,我们兄妹逐渐长大后,三姐妹晚上睡在厅里；我们三兄弟一般露天睡屋外,下雨和冬天则找亲友搭铺或者钻到大队部避风寒。

　　当年,能吃饱已属奢望,哪敢想建房子的事!农村人最好的出路就是招工或当兵,但这样的机会很少,此外还有一条路可以碰碰运气:偷渡香港。我们那个生产队20岁左右的年轻人几乎跑了大半。

　　我是1977年中秋节前跑的。黄埔区的农村人有不少亲朋好友在港务局工作,他们有机会与香港商船的船长和大副接触,打探到有空载赴港维修的商船,便立即通知亲友。因为是空载,船在航行时舵位升高,舵与控制转轴的连接处之间有个平台露出水面,其上可以站6-8个人,偷渡客就乘着夜色偷偷躲藏进去。船在晚上10点左右启航,经过24小时航行,第二天晚上临近香港西环,偷渡客此时就要跳水,泅水约40分钟上岸。对那些饥寒交迫的偷渡者,这是生死交关的时刻,多少人因为体力不支被冲进太平洋,成为游魂野鬼。逃港都是瞒着家里人的,如果谁家有青壮年失踪了一段时间,而香港那边又没有任何消息的话,家属就心知肚明了；但他们不敢张扬,因为在那个年代,偷渡者家属是受歧视的。

　　老天保佑,我们那一批人全部顺利登岸。上岸的那一刻回望大陆,我泪流满面,因为在当时条件下我们这种人不可能再回故乡,几乎等于跟家人永别了。香港人很有商业头脑,那时西环码头一带海岸线每晚都有不少人在通宵守候,每当有偷渡客上岸,他们就会热心地送上干衣、干粮和淡水,帮助联系在港的亲人,一旦联系上就可以拿到一千几百元的“利是”。这门“生意”成行成市,你可以想象有多少大陆人走上这条路。

返乡创业

　　早些年,当地人建住房、工厂、商铺成风,我的建材店生意兴隆；现在,黄埔农民是城市人,他们靠分红、出租、做生意过日子,注重享受生活,我这间沐足屋的生意同样红红火火。相反,我有些一直留在香港的朋友,现在要靠领综援生活。

　　1978年是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农村开始实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让普遍处于饥饿与贫困中的广大农民开始吃上饱饭。不过,坚冰初化如大雪无痕,当时在香港打地盘工的陆泰森,对中国大陆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变化懵然不知。他最大的愿望就是为家人建栋新房子,但是,8年后,当他存够了这笔钱时,留在文冲村的家人也赚到了建新房的钱。于是,陆泰森用这笔钱做了两件事,一是在广州找了个城里的老婆,二是在家乡创业。

　　我到香港后身无分文,在亲友家待了三天就坐不住了。那时香港经济起飞,找工作很容易；不过,大陆偷渡来的人基本都是有力气没文化,要么进工厂,要么做地盘工。我第一份工就是做建筑,日薪60元,租住在九龙城塞的“笼屋”——就是一间架子床,四周用打孔的铁皮围起成为私人空间,比现在珠三角等地的出租屋条件差多了,但一间笼屋的月租也要1千元。九龙城塞是当时全港最大的贫民窟,许多大陆人来港后就是从这里起步的,如今,它已成为公园。后来我又在餐馆打杂,一直做到大厨,起早贪黑,只求多赚钱。

　　来香港5年后的1982年,几个老乡悄悄告诉我,偷渡的人可以回乡了。我开始不相信,后来见他们来来去去也没事,我也放胆回去了。

　　当时大陆还很穷,港人回乡要到派出所报临时户口才能领粮票或买米,否则有钱也没饭吃。开头几年,香港人回乡带副食品和衣服,后来发展为带录音机、电视机,提着大包小包潮水般跨过罗湖桥。我很少花钱买这些东西,一是当时家里人基本上能吃饱穿暖；二是老家的房子已经风雨飘摇,无法再住下去了,我要存钱帮助家里建新房子。意想不到的是,改革开放后大陆农村的经济发展很快,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广州市黄埔区农村建新房蔚然成风；当再过几年我将这笔钱存够时,家里人已有能力建房了。后来,我将这笔钱用来结婚,还在员村木材厂附近开了一间专营建材的店铺。

　　当时,香港的制造业已经向珠三角转移,没有文化和一技之长在香港很难有好的发展前景。回顾自己这前半生,我也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我能成为老板,与黄埔区农民的不断富裕有密切关系,不瞒你说,我前后做过的两门生意,顾客大都是当地村民。早些年,当地人建住房、工厂、商铺成风,我的建材店生意兴隆；现在,黄埔农民是城市人,他们靠分红、出租、做生意过日子,注重享受生活,我这间沐足屋的生意同样红红火火。相反,我有些一直留在香港的朋友,现在要靠领综援生活。

　　所以,每当别人问我是哪里人时,我的回答是:首先我是文冲村人,其次我才是香港人。

回报社会

　　最近四川发生大地震,我们全体员工以及来消费的客人自发捐款,十分踊跃,同事之间对四川籍员工也给予更多的关心和照顾。中国有13亿人口,我们共同分担灾难,再大的困难和危机都能化解。

　　陆泰森办公室的墙上挂满了锦旗。他有一手祖传的跌打治疗医术,在香港做地盘工时大量的实践机会,更让他的技艺精益求精。现在,他的董事长办公室简直就成了医馆,每天来求诊的人络绎不绝；陆泰森不仅来者不拒,而且不收分文,受到广大病友的爱戴。陆泰森说,他这样做,是为了回报乡亲,回报社会。

　　我刚去香港时,香港人叫我们“大陆仔”。1978年,香港TVB播出了由周润发、郑裕玲等知名演员合演的长篇电视剧《网中人》,艺人廖伟雄饰演其中的男主角“阿灿”——一个从大陆偷渡到香港的农村仔,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从此,香港人又改称我们“阿灿”。其实,这些称呼都未必是恶意的。无数香港人的亲人都在大陆,粤港两地情浓于血,在大陆改革开放之前和初期,香港人对同胞的命运寄予了极大的同情与关怀；当年我身无分文偷渡过去后,得到过许多素不相识的人的帮助,这些故事讲一天也讲不完。

　　直到如今,只要大陆同胞有困难,香港人便会自发地捐赠,热情有增无减。在香港这么多年,我受到最大的教益就是做人要有爱心,要懂得关心别人和回报社会。今年春节期间,我回香港买了一批足金金饰,送给每个服务五年以上的员工留作纪念。在“竹沁园”工作的打工仔、打工妹刚入职就有过千元收入,半年以上的熟练工月入达三四千元。此外,我们每季度还组织所有员工在省内旅游一次,成为制度性的福利。在广州市沐足行业,我们公司员工的工资是比较高的,其他福利也比较好,因此,员工的流失率也很低,130多个员工工龄5年以上的占1/3。

　　最近四川发生大地震,我们全体员工以及来消费的客人自发捐款,十分踊跃,同事之间对四川籍员工也给予更多的关心和照顾。中国有13亿人口,我们共同分担灾难,再大的困难和危机都能化解。

　　我经常对自己的年轻员工讲,我在你们这个年纪时,比你们更穷更苦；他们都不相信,以为我在讲笑话。30年光阴很短,也很长,不要说外地人,就是今天文冲村的年轻人也不太了解黄埔区农民的历史。我虽然不懂政治,但我通过自己和见证家乡农村三十年的巨变,足以证明邓小平先生推动的改革开放是一个伟大的创举。

　　因此,我也完全相信,不需要再过30年,或许只要10年、8年甚至更快,许许多多外来妹、打工仔以及他们的家乡也会像我们一样富裕起来。

锋笑

凋敝之后是重生
河源山区“空心村”见证30年人与自然变迁
来源：南方农村报（www.nfncb.cn）      作者：□文/图　本报记者　黄学佳
本文来源：http://www.nfncb.cn/newsdetail.aspx?newsId=3908

“教室里都是猪,学校哪里还有学生?”6月9日下午,东源县双江镇增坑村村民指着半山腰的珠村小学说,学校早就给一个叫“阿安”的人养猪了。

　　珠村是增坑村的一个小组,一直以来,当地人管这里叫“野猪坑”。顾名思义,这个新丰江水库边上的村庄,是野猪经常出没的地方。

　　严格说来,“野猪坑”的小学还有两个学生,都上三年级；另有一名老师,兼任校长。

　　“赖老师病了,回城里看病去了,3个星期都没有开课了。”村头小店店主告诉记者,这两个学生中,有一个是他的小孩,今年读三年级了,但他决意让小孩在下半年“读回二年级”。

　　在小店里坐了一个多小时,除了店主,记者没遇上一个村民,这一点也不奇怪——在进村前的十几里路里,也没看到一个人影。

人越来越少

　　几十年来,老人们见惯了农村人口的流失,这是一种梯度转移,镇里的人赚了钱往县城搬,空出的位置又由村里来的人填上。这样,住在农村的人越来越少。



　　正当珠三角地区的农村为人口增多烦恼,不得不将股份固化的时候,粤北山区绝大多数农民已撤离山沟。村庄里,家家户户都闭着大门,有些房子尽管没了窗户,门上却加了把大锁。记者走进几间瓦房,屋内的梁柱已被白蚁镂空,泥砖墙斑斑点点。

　　“野猪坑”的户籍村民有800多,但常年在村里居住的还不到10户,今年大年三十团聚,村民总数不足60人。然而,在改革开放初期,这里曾经有1600多人居住。

　　增坑村的小学早就撤消了,学生都转移到镇上读书。然而,据增坑村原支书黄汉光介绍,30年前这里还办过高中,有400多名学生,他的妹妹就是在村里念完高中的。

　　从增坑村往新丰江水库走,水库边上有个鸟桂村,属于锡场镇。

　　鸟桂村委会大楼大门敞开,里边空无一人。门口张贴栏上,公布了刚刚结束的村委换届选举的情况:发出并收回选票297张,村主任得票285张。而实际上在村里居住生活的,只有百把人。

　　离增坑村不远的松坑村,与鸟桂村人数相当,早几年已并入下林村委会,缩小成一个村小组。全组100来人前年因遭遇洪灾全部迁出原村,聚居在村委会旁边,这里的农民都有两套房,一套泥砖老屋和一套新建的水泥房。

　　从松坑村出来往深山进发,半路上遇见一位老者,记者用本地话问了一会,但老人明显接不上话,几度欲言而止后,索性用肢体动作与记者交流。老者平日里显然少跟人对话,就是有话,恐怕也只能对着草木鸟兽说,言语在这深山老林里似乎失去了意义。

　　“人越来越少了。留在村里的,都是那些走不了的,能走的都走了。”黄汉光说,农村的生活条件本来就差,现在的状况就更不用说了,谁愿意呆在这样的地方?找个人说话都难啊!

　　在圩镇的茶座上,不少老人相聚闲聊、饮茶。

　　“有本事的人,直接从农村跨入城门,有点头脑的,到县里或镇上盖房、经商。”老人们总结道。

　　桥联村的李戴,“分单干”(家庭联产承包)前,一家8口人,夫妻俩带着6个小孩,后来两个儿子考上大学跃出农门,4个女儿也嫁到城里。他们这30年,从两口之家发展到30人的规模,但已全部迁出桥联村。

　　镇上的小店老板老黄说,他原先也在村里务农,前年该店的店主迁到城里去了,他便接了下来。不到两年时间,全家5口人都搬到镇上生活,村里只剩下3间空房子。老黄60多岁的父亲,也跟着儿子洗脚上田,加入了圩镇上喝茶聊天的老人行列。

　　几十年来,老人们见惯了农村人口的流失,这是一种梯度转移,镇里的人赚了钱往县城搬,空出的位置又由村里来的人填上。这样,住在农村的人越来越少。而且,出去打工的小伙子,基本上没有回来的,“回来种地会被认为没有本事”,何况城里的花花绿绿早把他们的心掳走了。

　　“小孩子读书最起码要到镇上来,最好能到城里去。”老人们抱怨农村没什么教育资源,“小学生教小学生”,曾有学生问课本里的生词“卡车”怎么读,老师看了半天说,先念“上下车”吧。大多数村都没有几个学生读书了,学校被并了,老师也走了。现在住在农村的,都是家里没有小孩读书的。出去打工的人,都宁愿将小孩带走,不想留在乡下。

　　“关键一点,还是看病不方便,走几十里路看一个赤脚医生,水平还不怎么样。”他们举了“野猪坑”的例子,由于距离圩镇太远,以往时常发生病人死在送往圩镇路上的事情。特别是一些高危的产妇,几乎没有能活着回来的。“一难产,就肯定没救了。”

地越来越荒

　　土地丢荒,耕牛的地位也逐渐淡化了。现在牛基本上是放养,300多头牛,大片大片的荒地,那么多嫩草,任它们吃,又不用干活,命好着呢。



　　在连接下林村小河的几条小溪里,两边一堵,伸手便能抓一把小鱼。

　　这要是放在前些年,估计连条蝌蚪都找不到。下林村的村民告诉记者,现在很少人耕田了,圳里的水没有受化肥农药污染,小鱼自然也就多了起来,好像回到了以前种田不用化肥的时候。小溪里有各种各样的小鱼,还有泥鳅、黄鳝、草鞋德(水生物,方言)……

　　增坑村的黄阿娇,今年66岁,一家6口,总共不到5亩地。他妻子早早就到城里照顾孙子去了,他一个人前年还种了一亩水田,收成时盘算了一下,收入基本能填平肥料钱和请人的工钱。去年,他也随儿子到河源市区生活。从此,他们家那5亩地就荒了。

　　黄阿娇算是比较迟离开的。这些年,村里的人差不多都**了,家家都有几亩地丢荒,杂草丛生。“水田里长满了芒头草,有的比水缸还大。”黄阿娇比划着说。

　　“田多的是!要耕,几十亩都可以拿到手。”目前还住在松坑村的黄瑞联说,他们家原本只分到两亩地,但现在耕了6亩,“都是别人不要的,捡来耕”。

　　“要是以前,经常发生争田绳(田埂)的事情,每个人都想让自己的田宽一点,结果,田绳都被挖断了。”黄瑞联指着不远处一片荒地说,那边是最肥的田,以前谁家分到那里,都会引起别人眼红,但现在都荒了好几年了。据他估算,全村耕作的土地顶多占全村耕地的3成,换言之,有7成的土地丢荒了。

　　与黄瑞联一样,聚居在下林村委会边上的松坑村村民,每天早上都要回原村干活,傍晚再走几里路回新房子。原村的房子都不住人了,圈养了牲畜,堆满了柴薪。

　　一到晚上,死寂一片,“没有人在那边住,要是有灯火的话,肯定是小偷。”黄瑞联笑着说。

　　土地丢荒,耕牛的地位也逐渐淡化了。现在牛基本上是放养,300多头牛,大片大片的荒地,那么多嫩草,任它们吃,又不用干活,命好着呢。

　　但牛的价钱没有猪贵,谁还会像以前那样,把牛当成心头肉?“那时候放牛,都是跟得紧紧的,一般都固定在一个地方放,甚至有的将牵牛绳绑在脚趾头上。”桥联村阿志说。

路越来越宽

　　尽管没有成片的土地,但山地也可以发展适合的农产品,目前,河源有意识地引进投资农业的企业,用产业资本来建设新农村,发展青山绿水生态农业,这才是山区农村的出路所在。



　　山林早已面目全非。靠近圩镇的山,多半换上新装,砍去了原先的杉木,种上了速生桉。深山里,更是残败不堪,村里“几个人合抱不过来”的大树,只能生长在老人的记忆里。

　　“这与早些年拿木材换路的做法有关。”黄汉光说,村里没有钱修路,只能向林业部门要指标,把村里“祖宗山”上的原始林木卖掉,卖木的钱用于修路。

　　现在村村通硬底化公路,就是在原来的基础上修筑的。

　　路通了,不仅方便村民骑摩托出入,也为外面的人进出提供了便利,给村里发展带来了机遇。

　　拿“野猪坑”来说,这里有难得一见的自然景观“弯腰寨瀑布”,气势磅礴,有诗为证:

　　一脉从天落,行人弯腰看。

　　千年流不尽,六月地长寒。

　　飞翠喷微沫,冲崖激怒湍。

　　人言深碧处,常有老龙蟠。

　　投资者相中了这里的旅游资源,已着手开发。旅游业并不能直接给村民带来什么。但度假村的形成,必将带旺周边的生态观光农业及农特产品的发展。

　　而增坑村除了拥有丰富的矿泉资源,当地还出土了距今1.85-1.9亿年前的海底无脊椎动物菊石化石。目前已出土200多块,据北京自然博物馆、广东省地质研究所和考古研究所的专家现场勘查、鉴定,这里挖掘出的菊石化石,属全国发现数量最多、品种最丰富、规模最大。在出土的菊石化石中,直径最大的有38厘米,最小的只有指甲那么大。从菊石化石的体积大小来看,可以认为这是一处明显的“五代同堂”的菊石化石群遗址。

　　这里的菊石化石已经吸引了不少专家和游客慕名前来。当地旅游部门多次进村考察,拟将野猪坑、增坑的旅游资源整合成乡村旅游新路线。

　　河源市吴有必副市长告诉记者,除了生态旅游资源,河源山区同样有得天独厚的农业资源。尽管没有成片的土地,但山地也可以发展适合的农产品,目前,河源有意识地引进投资农业的企业,用产业资本来建设新农村,发展青山绿水生态农业,这才是山区农村的出路所在。

　　种灵芝,就是这些年逐渐发展起来的产业。

　　当地人管灵芝叫“铁菌”,种植过程十分复杂,成长期为一年左右,但效益高,而且农民不愁销路。村里与外边投资者合作的公司,以保护价50元/斤收购,保证村民的收入,通常一户村民,一年赚六七万块很轻松。

　　现在居住在锡场镇鸟桂村的200多村民,几乎家家户户都在培育“铁菌”,有些辛苦环节,当地人早已不亲自动手,而是雇佣“北方人”去做了。

　　渐渐地,种油茶的公司,种板栗的公司,种水果的公司……他们带来了技术和资金,空心村里丢荒的土地,在村集体的统筹下,轻松实现集中利用。紧接着,农业机械开进了山寨,规模种植搭起了大棚,空心的村庄又重新吐出袅袅的炊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