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负”，不能只让教育“吃药”2

珍珍

另一方面，“为减轻负担不顾数学科学的需要，教材中乱删一些必要的内容，以为这样可以减轻负担，但是实际上给师生带来的是繁琐的运算，使他们的负担更重。”“减轻负担的出路在于教材处理方式的变革，只要方式合理，效率高了，负担自然就轻了。”陈明德对这一点十分看重。

这份用心良苦的提案虽然是从数学教育的角度出发，但陈明德认为，类似的问题在其他学科也是普遍存在的。

在迷茫中的挣扎 >>

陈明德的这份提案引起了一些业内人士的关注。与此相呼应的一些声音为中小学生减负再次擂起了战鼓。

“教师按照新标准授课，实际上是‘一标多本’，即按照新标准讲课的同时，用多本旧教材作为补漏后盾，补充基本内容以外的东西。”全国政协委员、政协宁夏回族自治区副主席朱佩玲认为，由于新课程实施后的明确的高考标准及相应的教育教学评价体系尚未出台。所谓与新教材配套的“新思维教辅”，试题难度大大超越了新课程标准，给教师教学及学校管理带来了极大的疑惑。在这种情况下，学校领导、任课教师宁可信其难，不敢信其易，尽量拓展加深教学内容，增加练习、测验次数与难度，学生负担有增无减。因此，出现了一方面高举“减负”大旗，一方面设法补偿“减负”带来的所谓“损失”的现象。

全国政协委员、西安市副市长张道宏认为，适应素质教育要求的教育评价体系目前还不完善。大多数教育者一边实施减负，一边还要考虑悬在头上的考核指标，暗箱操作“应试教育”者不在少数。家长的分寸就更难拿捏，一些家长认为如果学校不布置作业就是对学生要求不严。于是学校不布置作业，家长布置；学校不发辅导资料，家长大量购买；学校不补习，家长请家教。

挣扎在“减负”背后的可能是社会整体对其含义的正确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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