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医院黑幕是中国最肮脏的产业之一，是因为这个行业直接关系到人的生命，而生命在任何时候应当都是至高无上独一无二的。如果一个行业在关乎这样一个重大性质的问题上都是麻木不仁唯利是图，那么这个社会就真正的悲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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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遭遇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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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当我步入神圣医学学府的时刻，谨庄严宣誓：我志愿献身医学，热爱祖国，忠于人民，恪守医德，尊师守纪，刻苦钻研，孜孜不倦，精益求精，全面发展。我决心竭尽全力除人类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维护医术的圣洁和荣誉。救死扶伤，不辞艰辛，执著追求，为祖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和人类身心健康奋斗终生。”这是我摘自《中国医学生入学誓言》里的一段话。每当我看到这一段庄严而神圣的承诺时，我内心就会产生出一种难以抑制的感动：这世间还有什么信任，能够比“性命相托”更加厚重呢？
从小，我对医生这一职业就有一种崇敬感。因为在我看来，医生们用自己的医术，把濒死的病人从死神手中拯救出来，赋予他们第二次生命，是多么的崇高和令人敬佩呀！南丁格尔、柯棣华、白求恩这些闪光的名字，曾经激励着年少的我长大做一名医生。但是由于一些客观因素的限制，我未能如愿以偿。但是我仍然崇敬医生这个职业——直到两年前由于我们家老爷子得癌症，我开始频繁地与医院打交道为止。
从二○○○年国庆节以后，我父亲就开始持续不断地腹泻或高烧。开始只以为是从山西来武汉水土不服，当拉肚子和感冒等小毛病来治。整整半年时间里，医院去了不少回，药吃了不少盒，但就是始终不见好。二○○一年三月初，父亲又一次发起高烧，外带胸腔剧烈疼痛。到医院检查，医生诊断为“心肌炎”，住院治了几天不但不见好，反而越来越疼痛了。后来医院发现父亲胸腔积水，又怀疑是“胸膜炎”。直到三月下旬，做抽血检查时，一位细心的大夫看到高得吓人的血沉和球蛋白指标时说出了自己的怀疑：“你该不会是得了血液病吧？”在这位大夫的建议下，我们来到了一所全国闻名的大医院，进行全面血液检查。
果然，很快查明父亲的病，竟然是一种罕见而凶险的恶性肿瘤——多发性骨髓瘤。刚刚得到这个消息，我和母亲真无法相信，为什么偏偏是他会得上这种闻所未闻、发病率只有十万分之一的绝症。怀着一丝侥幸，我们带着父亲到好几个大医院复查。可是，所有的检查结果都无一例外地、冷冰冰地显示：这是真的。最后一份确诊报告也是A医院出的，我拿报告那天，检验室几个医生正在闲唠。把那份沉甸甸的检验报告递给我时，一位化验员一边嬉闹，一边漫不经心地告诉我：这个病就别治啦，回家准备后事吧。我当即心头一沉，然后又问，难道没有一丝希望了吗？化验员笑了笑，说：化疗，可以拖几个月，好的拖几年，不过嘛……那可是要用钱堆起来的。
得知这个噩耗，我母亲的血压骤然升高，连路都不能走了。幸亏发现及时吃上降压药，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为了父亲的情绪，我们母子一直把这个消息瞒着他，只告诉他这是一种发展很慢、通过化疗可以治愈的病，即使无法治愈一般也有七八年的生存期，最长的有二十多年的。父亲乐观豁达，知道母亲血压高还宽慰母亲说：人过七十古来稀，自己已经六十六岁了，再活七八年也七十多了；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没得这病的也该死了，你还急个什么呢？现在惟一的希望，就是能见见孙子。
表面上母亲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背地里只有我们母子时母亲就以泪洗面。母亲忍住悲伤跟我商量说：本来到武汉落户，还想帮帮你们，却没想到竟然得了这么一个病。既然这病这么贵，是不是就不治了？老的治不好，别把小的也拖垮，你爸知道了也不会同意的。我宽慰母亲说：“妈，赡养老人是我们下一代的义务。别说现在咱们经济条件还过得去，就是卖房借款、倾家荡产也要治，找最好的医院、找最好的大夫治，国内治不了国外治。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也要争取，我想俺姐也肯定是这样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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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等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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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老爷子住进了A医院血液内科。之所以选择这家医院，就是因为它名气大，特别在血液病方面很有研究。给我父亲会诊的教授看他衣着整齐，又戴着一副老花眼镜，于是问：你是高干吗？是高干就住高干楼。父亲回答：不是。接着那教授又问：那你是厂长经理吗？是厂长经理就住保健楼。我父亲回答说：“我是普通工人，不是高干不是大款。”于是那教授说：“那你就进住院部吧，不过现在没有病床，只能住加床。”
当我们来到住院部时，发现那里早已人满为患。我看着人来人往的走廊上临时搭起来的矮小而狭窄的行军床，心想在这种环境下不利于父亲养病。因此我走出住院部，找找看有没有条件好一点的病房。
这座医院有三个地方可以住院，一是四层楼高的“干部病房”，我以前去过——不是自己住，是探望一个生病的领导。“干部病房”虽然外表朴实，但里面条件极为舒适，设备齐全，连病房也分为卧室、会客室两间，病区人很少，显得非常安静。由于患者多为各级“公仆”，这里的护理也周到，医生、护士说话总是轻言细语，甚至不乏讨好献媚者。但这是高干病房，不但收费昂贵，而且还有级别限制，以前只准某级别以上干部住，现在虽然在病床不紧张的时候有钱也能住，但一遇有“公仆”住院、床位不够时，“主人”就必须得腾房子。因此，在这里住院不保险。
第二处就是一个合资性质的“中外合资××保健中心”，简称“保健楼”。这个“保健楼”是一栋约二十层左右的高层建筑，显然是刚刚投入使用不久，装修得像宾馆一样，病房分单间和标准间。单间我就不敢去看了，只看了一下标准间，设施也的确像宾馆一样，但是病房面积明显比“高干病房”小多了，也不分什么卧室会客室。条件按说不错，只是价格不菲：即使不用药，每天光各项护理费用累加起来也有三四百元左右。看来，即使对于我这个在这座城市中的中等偏上收入的人来说，也是一笔沉重的负担，难怪那教授要问我们是不是“厂长经理”了。我本来想让父亲住进去享享福，然而当我回来跟父亲讲时，立即遭到了父亲的坚决反对。他说：我又不是大款，你也不是；能治病就够了，不要花冤枉钱讲条件；如果你非要我住那里，我就回家不治了；在普通病房有床位之前，我睡几天过道也无所谓的。
好在住了两天的加床之后父亲有了正式的床位。这是一个只有三十多平米的房间，大约长六米、宽五米，里面放了八张病床。由于房间小、床位多，里面拥挤不堪。试想，八张病床，每张宽约九十公分，长约一点九米，床与床之间仅有零点六米的空挡，中间只有宽一米左右的过道。在这么狭小的空间里却要挤上至少十六个人，八个病人和每床至少一个陪护人员。由于血液内科住的都是白血病、骨髓瘤和红斑狼疮等重症病人，很多病人生活不能自理，排便、进餐都在病床上，拥挤的房间里总是弥漫着一种挥之不去的恶臭。入夜，重症病号的呻吟声、哭泣声，陪护人员的鼾声搅在一起让人难以入睡。我觉得在这样的房间里待久了，真是没病也要待出病来。
不幸吗？不，我们已经够幸运了。因为我们毕竟还有张病床来治病，毕竟还有一定的收入来支付高昂的医疗费用。真正不幸的是，那些明知道病魔一步步夺走亲人的生命却无力救治的人，那些眼睁睁地等待死亡来临而无可奈何的人们。和他们相比，我们已经幸运得不能再幸运了。在陪护老爷子的日子里，我发现一个奇怪现象：经常有人坐在住院部楼梯上哭泣，有时甚至是全家抱头痛哭。开始我以为是得知亲属得了不治之症的人因为悲伤而哭，自己也面临同样处境，因此就顾不得他们啦。可是后来有一天老爷子告诉我，那天他看到有母女俩抱头痛哭，就去安慰她们几句，结果发现她们是因为女儿得了白血病，来住院部一打听那天文数字的治疗费让她们根本无法负担，因此才伤心哭泣。那天老爷子一晚上心情都不好，紧锁着眉头，饭也没吃几口。“解放五十年了！穷人还是看不起病！”老爷子痛苦地说，“这是什么世道？有权有钱的人乌龟王八吃腻了就吃金子，可穷人得了病只有等死！”接着，他回忆起七十年代他的一名工友因为铁屑插进手掌中化脓引起败血症，局医院没法治立刻就送到铁路总医院，还派了三个人轮流招呼。“要是现在，他只有等死了！”老爷子感叹道，“他治不起！”
可是，就在同一所医院里，别墅式的高干楼掩映在绿树红花中，显得那么高贵；新落成的保健楼还似乎散发着一种油漆未干的味道，就象个暴发户那样显得那么富态；可是，这两个地方人总是那么少，而与它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低矮破旧的、灰黢黢普通病房里的人始终川流不息。此情此景，真让你深刻体会到什么叫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老爷子触景生情地说，这才叫“三个代表”呢——高干病房代表先进文化方向，大款病房代表先进生产力，而散发着恶臭的普通病房，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那些看不起病的普通农民、下岗工人呢？谁代表他们？
滑稽的是，当我走出医院的大门，居然还看到医院大门上刻着几个红底镏金的大字：“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我感觉到这真是他**一种绝妙的讽刺。回家以后，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辗转反侧、夜不能寐。后来我披衣来到书房，难忍心中悲愤，针对残酷的现实创作了一则民谣《四等公民》：
一等公民是公仆，高干病房真舒服；
病房要分里外间，环境幽雅似别墅；
半是疗养半治病，十万百万国家出；
看完电视打电话，还说条件太艰苦。
二等公民大老板，高级病房赛宾馆；
家具电器皆具备，护士小姐送温暖；
要说存在啥遗憾，只是自己得买单；
虽说要价太离谱，投入产出还划算。
三等公民老百姓，挤张病床来保命；
八人一室虽拥挤，不睡过道还庆幸；
医生护士冷冰冰，差一分钱把药停；
不管治好治不好，一生积蓄要用净。
四等公民是穷人，有病无钱莫进门；
救死扶伤啥玩意，是死是活无人问；
一家老小抱头哭，回家等死何堪忍；
朱门酒酣美人醉，路有冻死病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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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冷血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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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年四月一日，父亲开始了第一个化疗疗程。从此，我每天下班都要赶到医院去探望父亲；有时则顶替疲惫不堪的母亲，在夜晚陪护着父亲。去医院次数多了，才知道这所医院住院部里的医护人员主要有这么几类：主治医生，管制订方案、开药，基本上是固定的，但除了早上查房平时很少能见得到；管床医生，主管临床一些日常事务，基本上由下级医院的进修医生担任，流动性很大，每次去都换新人；护士，进行日常护理，如注射、量血压、测体温等等。此外，还有一波波的实习学生。
负责老爷子所在这个病房的主治医生姓臧，据说是个什么出国渡过金的医学博士，大约三十六七岁就混到了教授职称。此人一副衣冠楚楚的样子，一看就知道保养的很好。刚住院，因为他是主治医生，我们觉得老爷子的性命全指望他了，因而对他实在是抱着感激涕零的心情，好话说了一箩筐，把他想象成一位“白医天使”。然而很快我们就发现，我们大错特错了。
因为这是一所医科大学附属临床医院，因此这里的实习学生特多。臧教授经常在查房时领着一大群学生来病房实习。老爷子住院的第二天，臧教授就领着一帮唧唧喳喳的学生来了。令我无比惊讶和气愤的是，他居然当着病人的面陈述病人的病情，旁若无人地介绍病人病情发展会怎样，甚至预测病人还有多长时间可活。我现在还记得他在介绍到我老爷子的时候说的话，大致是这样的：
“这位病人得的是多发性骨髓瘤，是由于浆细胞增生引起的。得了这种病，浆细胞会腐蚀人的内脏和骨骼，随着病情的发展，会出现心、肺、肾脏等器官的坏死和衰竭，骨骼会形成蜂窝状空洞，导致多处骨折，引起病人的巨大痛苦。一般而言，得了这种病存活期是一至五年……”
当这位保养得很好的“白医天使”兴致勃勃地向他的学生说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话时，我就坐在旁边，老爷子也清醒着，尴尬地微笑着，只有当儿子的才看得出来老爷子笑得多勉强。虽然以前我和我妈都知道得了这个病会是什么后果，但是为了老爷子的情绪，我们一直没敢告诉他，只是跟他说化疗可以维持至少五年，最长的十几年。老爷子听我们这么一说，觉得自己已经六十六岁了，再活五年十年七十多岁已经够了，所以一直没啥心理负担。但当这位冷血的大夫如此讲解以后，老爷子心里会是什么滋味？亏得老爷子一辈子大风大浪见得多了，心理还承受得住，那些心理承受能力脆弱的病人，听到这种他**丝毫不讲职业道德、不顾病人感受的混帐话以后，会怎么样？！
我曾经读过日本左翼作家森村诚一写的一本描述日本关东军“七三一”细菌部队的书——《魔鬼的乐园》。里面有一个情节，就是七三一部队的“科学家”们，将他们用于冻伤实验的“马路大”（日语“圆木”的音译，指人体实验用的活体）的严重冻伤的手指展现给学生们看，再用棒子敲击冻得发硬的手指，霎时皮肉脱落、露出白森森的骨头。魔鬼科学家们讲解道：“冻伤就是这个样子……”而眼前的景象，就使我联想起《魔鬼的乐园》中的那些人面魔鬼，他们做的事情难道不是异曲同工吗？难道不是同样的残忍与冷酷吗？而这些普通病房的病人，不正和七三一部队里的“马路大”们一样无助与不幸吗？
不，这还不算是残忍的，残忍的事情还在后面。老爷子这个病需要经常抽取骨髓化验浆细胞比例，因此要做骨穿。以往老爷子做骨穿在门诊进行，一个熟练的护士3秒钟就可以做完，除了刺进骨头的一刻有些疼痛感外，基本上做完就可以走人。自从住院以后，臧大夫说骨穿要在住院部做，当时我们也没多想就同意了。谁知做骨穿那天臧大夫领来一帮实习学生，让学生做骨穿。那帮学生都还是菜鸟，拿着筷子般粗细的钢针在老爷子腿上扎了半天也找不到地方，这个不行换那个，前后换了8个学生、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才扎出了东西。可怜老爷子疼得汗珠子直滚，又不敢大呼小叫。那次骨穿以后，老爷子一个多月不能下地走路。然而邪门的事情还在后面，那次结帐时，那些个王八羔子实习学生们轮流骨穿时戴的8副手套居然要我们买单！这是他**什么逻辑？！
残忍吗？不，这不算最残忍的，最残忍的事情还在后面。老爷子第一次化疗时，病房有个在校大学生，好象是冶金学院的，2001年时才20岁，长得眉清目秀，只可惜得了白血病。这个大学生是家中老幺，生下来没几年就死了妈。他爹是个肤色黝黑、面黄肌瘦的农民，由于妻子早逝，靠种几亩地辛辛苦苦地把两个儿子都送上了大学，家庭的条件可想而知。据他讲：校方已经几次三番找他儿子谈话劝其“退学养病”，儿子不明白这事的分量，也就和父亲商量。老父亲一听就明白这是把他们往外推，因此无论如何也不肯答应。后来学校耍赖，干脆不给钱治病了，在老农民花光了自己所有的积蓄后，医院停了药，我们眼睁睁地看着这孩子一天天走向死亡，老农民不得不外出借钱去了。由于血小板急剧减少，一天夜里大学生七窍流血，流出的血顺着床掉到地上滴滴答答作响，声音和血腥味惊醒了我妈。我妈急忙到护士房叫护士来，护士小姐看了一眼说：“得输血小板，可是他没钱了，我们也没办法。”我妈说那不能眼睁睁看这孩子这么流血死掉啊？护士小姐回答说，“那怎么办，一袋血小板得1500块，我们不交钱药房也不给药啊。”我妈急忙叫醒了其他几个病人家属，其实她们也没睡着，这情况下谁能睡得着？几个做过母亲的人，出于伟大的母爱，凑份子凑了1500块钱交给护士小姐买了一袋血小板给这孩子输上，算是止住了血。但是第二天，还是死了…….
对，没有钱立刻就停药，哪管你是死是活？这是“医疗产业化”以后医院的规矩。产业化么，人家是要讲究赚钱的，这年月到哪他**找雷锋去？曾经有好几次，因为家里预付的帐单没钱了（有时候你根本想不到怎么会这么快没钱）立马给我老爷子停了药，我妈打电话给我让我送钱过来，啥时候钱送过来啥时候才给打针，什么保证啊都没用的，于是乎本来要打到晚上10点左右的针，一直要推迟到凌晨才能打完，我妈和我老爷子就不得不熬夜打针了。
冷血医生第二天早晨查房，看看地上未干的血迹，只是皱了皱眉头，一句话没说就走了。斯大林曾说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现在则说“共产党员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而我看我们这位“白衣天使”才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一种不懂得任何怜悯、任何情感的特殊材料制成的冷血怪物。
「该帖子被 kobel_qiu 在 2006-3-4 9:15:01 编辑过」
┱┱ | 
发表于 2006-2-27 09:3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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