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稿：罗小平老师《新丰记忆》的连载

新丰家园

专稿：罗小平老师《新丰记忆》的连载之一
编辑：丘绍淳

           今年国庆剧团聚会，我见到了四十五年前就仰慕的罗小平老师。1968年她是第一个分配到新丰县的专业艺术院校毕业生，在舞台上，她用扬琴自弹自唱的表演，令中学时代的我钦佩不已，就像现在的追星族，我就是她当年的粉丝了。虽然她在新丰仅工作一年就被韶关市文工团调走了，但她给新丰人留下的艺术财富和深刻印象，却是一段美好的回忆。
    与罗老师聊起当年的人和事，她把8年前写的几篇《新丰记忆》发给了我，阅后深感罗老师文笔的精彩，文风的朴实。罗老师真不愧是个从容、淡定、朴实、真诚而富有修养的大家 。经她同意，我作为专稿转载于此，让大家更加了解那个年代新丰的文化环境和文化状况，了解当年新丰经济落后与文化贫乏的程度， 因而让大家更加珍惜今天的美好环境，更加认清我们对新丰文化的发展应尽的责任与义务。

（一）毕 业—初进新丰

        我几乎怀疑当年工宣队是对着一张广东省地图，胡指乱点地把全校八个年级一百多位同学发配出去的（第九个年级同学由国家统一分配到外省去）。因为我一个人拿着学校革委会开的证明，到新丰县革委会报到时，人家奇怪地说我们并没有向你学校要过人。
   新丰县城只有两条交结成丁字的主要马路，最长的约三四百米吧。它在韶关地区最南面，层层大山把它紧紧裹住,那里的人开门见山。
   我家兄妹二人，哥哥随着学校，整个年级去海南岛橡胶农场当知青，父母被分配在不同的干校，家里只留下外婆。我要离家了，妈妈带我到中山五路百货公司买了一只三十元的皮箱和一张毛毯。
   到新丰的汽车早上六点开。天还未亮，我挽着新皮箱，拖着被袋，妈妈送我来到流花路省汽车站，和一车陌生的人去一个从未听说过的地方。
汽车出广州城向从化方向走，过从化街口镇后人烟慢慢稀少，平路渐渐提升转进山坳，很快汽车就融入群山。这时道路越走越窄，山路越上越陡，我坐在最后一排竟可以看到车前的路。司机手拿方向盘不停地大转小转，山弯好像没有了尽头。看着窗外山峰复山峰，听着车内沉闷单调的发动声，车上的人开始昏昏入睡，只有我瞪着双眼，不知疲倦地望着那迎来送往的大小山脉，脑袋一片空白。
    那时的心情没有高兴也不知难过，全中国的同龄人都在上山下乡，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幸运还是不幸运。记得工宣队在大礼堂向全体学生宣读分配时，读的人很无情，听的人很麻木。会后同学之间偶尔会互相打听去向，讲的人不知所以听的人也不知所以然。那一个个县和煤矿工厂的名字，对我们来说就像翻开新发的教科书，里面的地名和我们无关又好像有关，没有人知道那是什么地方，没有人提到将来会是怎样。学校没课上，老师靠边站，城市里所有的文艺团体都不存在，乱糟糟的文化大革命已经使人疲倦，反而很渴望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毕竟还年轻。
     那天不知攀过多少峰，绕过多少弯。中午过后，汽车终于疲倦地停顿在一个小小的车站上，司机喘过气大声喊：新丰到了。
     好像不用问路，因为路只有一条。走到丁字路口，见一处机关群就往里走，果然是县革命委员会、县武装部。
    报到后，县革委的人用手向外一指，我看到了右坡下有一座独立的象祠堂那样的建筑。“你到那里去吧”。应着他的话，我向那座建筑物走去。原来这就是新丰县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这是文化大革命时期除样板团之外唯一存在的专业文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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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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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当了一回“歌星”

虽然对着那部玩具式的小扬琴，在不排练的时候，我还是会随手弹点简单乐曲。

   有一次，弹得不过瘾，好像有位神明在我脑壳上敲了一下，我不觉边弹边唱起来。就像小时候常在家二楼，对着窗外空地放声唱着一首首自己喜欢的歌。在扬琴伴奏下，我唱了一会“都有一颗红亮的心”，又唱才旦卓玛的“南飞的大雁，请你快快地飞……”。这一唱竟一发不可收，自弹自唱成为宣传队表演晚会上最受欢迎的节目。

    在新丰县各公社礼堂、县革委会前广场舞台上，弹唱节目每次在掌声中返场几次。有一回到新丰县边缘的一个公社演出，有人告诉我，观众席中有一批人从邻县专门为看弹唱表演而来。有时节目刚表演完，队长就接到从观众席里传来的纸条，要求把弹唱重演，在掌声中我又第二次上场弹唱。节目被新丰县领导视为宝贝，县里几次开会被点名上台表演。一次县征兵工作开始，县武装部领导带着我和县团委女书记到下面公社开展宣传，我的任务就是带着扬琴，在征兵宣传中表演弹唱。

    那年冬天非常寒冷，记得来到其中最边远的黄礤公社，早上起来晾在铁丝上的毛巾全结成硬板似的冰块，我和县团委书记同睡一房，晚上每人裹着一床十斤的棉被却冷得不能入睡，结果把另张空床上的十斤棉被搬来垫底，我俩一起睡在上面，再盖上两张十斤的棉被才能抵住寒气。清早醒来，被二十斤压了一晚的身体都快僵硬了。第二天我穿着棉袄在露天广场弹唱，正当风口，入骨寒风把声音都吹抖了。

    这个弹唱节目为县宣传队争了不少面子。当时韶关地区有几支强队，论戏剧表演，有韶关地区队、曲江队、南雄队的采茶、清远的粤剧，论歌舞，有连南瑶族和连山壮族少数民族，还有英德、连县等大县，当年的新丰县又小又穷，不大起眼。我到新丰县快一年时，随队参加了韶关地区文艺会演，弹唱节目在众多的宣传队面前秀了一把。可能别人想不到有这种节目，表演完，台下掌声把我推回舞台加唱了几首才罢休。队里同事从来未有这样兴奋过，散场后，一位男演员用肩扛着那部专门为参加会演而买的大扬琴，队长领着大伙走路回旅馆，一路上回味刚才演出受欢迎的情景，兴奋的声音比平常高出一个八度。

    这次出风头的演出是我一个转折点。没隔多久，地区文工团以排练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为名，从全地区挑选演员和演奏员，我被列在名单之中。当借用的通知下到宣传队时，队里就有人叹道：唉，这次一定是老虎借猪，一去不回了。

    我到韶关一年后，地区文工团为我办理了调动的手续。很久以后，有人告诉我，因为这事，韶关地委书记在全地区县委书记会议上点名批评新丰县委本位主义，不放我离开。后来又得知，无奈之下当时县委书记向地委要求专拨几吨钢材把我换出来。

    我记得这位县委书记，打游击失去双臂，个头不高，非常有人格魅力，说话热情鼓动性强，胆大幽默又干脆。
    那是1969年冬天。

编者：罗老师当年的自弹自唱，给所有的新丰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也许是让大家倾慕和追捧的原因之一吧。这八篇连载，写得非常朴实、生动，它的叙述让我们重新回到了那个年代，篇篇都精彩无比，虽是短短的一年时间，却有如此深刻的记忆，让我们更觉得当年工宣队把知识分子发配到山区，确实有着重大意义的，从历史上看，这些从省城来的人才，给最底层的文艺团体渗进了艺术之光，给山区带来的文化影响与素质提升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连载的真实再现非常可信、可读，尤其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读来很有亲切感，这些故事，让新丰人很好地了解当年的一段文艺历程，这些故事，也让大家更加感悟今天的美好时代。感谢罗小平老师，四十五年前给新丰人带来的美好印象，感谢罗小平老师，四十五年后再给新丰留下的珍贵文艺资料。太好了，为罗小平老师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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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小平老师《新丰记忆》的连载之七

(七)D大调咏叹调

     若要与人争执，我一定会选择离开，可有时你却无处躲避。

    这个故事在音乐界可谓经典，同行中还未听过有人遭此遇。当我把它告诉同行时，竟也需要反复解释对方才明白，有些始终还是不知所以然，但只要听明白的人都会哭笑不得地说，世上还有这样离奇的事让你碰上。
    你一定十分好奇地想，到底什么故事这样玄乎。

    这是一个关于调性的故事。

    在县文艺宣传队时，还是把它称回文艺宣传队吧，因为后来招收了不少当地的年轻人，练歌又排舞，一场晚会戏剧歌舞并举了。

    有一回，我授命创作了一首男声小组唱，和歌唱的演员在琴上试音，把它定为D大调。
    排练场上，演员乐队（乐队还是那三人）落定，开始合乐。我和男演员们已经开始合排了，队长的二胡还在吱吱咯咯地未开始，他是队长可奏可不奏，我没在意。突然：
   “什么调！？”队长发问，
   “D大调。”我边弹边回答，原来那吱吱咯咯的声音是在找音。

   “什么！？”

   “D大调。”

   “什么叫做D、D大调！？”

   “D大调就是D大调。”

   “那有这样的东西！？”

   “怎么没有？”我诧异得怀疑自己是否听错。

   “＃￥％※（一句客家土话冒出，不知是呻吟还是骂人）！没有这种东西，不要乱讲”。

    乱讲？！排练停下来了。

   “学校是这样教的。” 我不知道从何解释，

“什么学校！那一套资产阶级的东西别拿来骗人！”

   “CDE调……，全世界都是这样用的……”尽管一肚子的理由但是声音已开始发虚。

   “不可能！没有这样的东西，我拉了十几年二胡，只有52、63、15、26、37（用简谱唱）调，你到底是那一个！？”  
我一下愣住答不上来。

学校里按照西方CDEFGAB二十四个大小调系统理论教学，那些民间说法极少接触，更不知道他的52、63相应是什么调，可能学习二胡的同学会知道。

   “到底是什么调？”队长再次逼问。

    “D大调”，我小声地说，实在不知道还可以有其他的回答。

    “你以为你从广州来就可以胡乱骗人，根本就没有你说的东西……”。队长发火了，口中吐出骂人的话，唱歌的演员默默地站着，远处练舞的演员全停下来朝这边望着，整个排练场震荡着队长激动的声音，其他的人吃惊又懵然，没有一个人明白我的意思。

    一队之长也算权威吧，他说不存在的东西，其他人当然相信，我委屈极了。为什么过去我周围的人说的语言，在这里要成为妖语，世界通用了几百年的最普通的常识，在这里被视为骗人的把戏，我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骂够了，队长最后再轰一句：

“到底什么调？”

“……D大调”，这个声音却只有我自己能听到了。

这场排练就以队长举着二胡大发雷霆，我扶着扬琴泪水涟涟结束。

之后，我对52、63的说法足足思考了三天，终于明白。

我把52等于什么调一一写在纸上，用胶水粘上墙壁，每次写歌定调以它作标志，再也不用1＝？的记号，起调也决不超出那五个调的范围，以免又犯大忌。

尽管竖起了小心雷区的牌子，可窄路一条，拥挤一点又踩着了。一次在乡下演出，独唱演员返场唱《红军不怕远征难》，队长一边拉着前奏一边向我扭过头说：37！我知道他说的是bA大调，因为他的二胡本位调弦是C和G，但可怜的是我当时用的扬琴没有多少个半音，bA调可是有四个降号。举起琴竹步步维艰，想弹个和弦其他音也不行，实在没法下手。队长边拉又问：为何不弹？我回：没有半音呀。他大声地说：什么叫半音！谁能听到！我实在哑言，无从解释。
    演出后队长又是气鼓鼓的，幸亏这次还不至于炸雷，他始终不知道也不承认有CDE调的理论，不同道无以为谋，也不觉得生气了。              

编者：这个故事可说是典型的“秀才遇到兵“了，让人啼笑皆非的事，当年却是实实在在的存在着。我们今天都会取笑这个“兵”，也会同情“秀才”，但更值得我们叹息的是：当年，最基层的文艺团体，个人音乐知识处在何等低的水平，国民音乐教育是如此的落后，在只抓政治，不学知识，根正就是”红“，”专“就是”封资修“，是非混淆的年代，队长不会觉得自己有错，而对的知识分子也不能争辩，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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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小平老师《新丰记忆》的连载之六

（六）阿海

    剧团虽然是角色齐全，但属于小麻雀而已。男演员六七名，女演员三名，乐队两名，加我才成三人。除了一名叫麦金海的女演员外，其他都已成家，所以很自然地，我和麦金海成了在新丰时期的好朋友。她带我到县革委会饭堂吃饭，在那洗衣洗澡，我还学着别人用新丰客家话叫她“阿－海！”

    阿海和我同年，个子不高，单眼皮、胖乎乎、梳着两条细细的小辨子，唱歌又跳舞，演戏的时候多是扮演小孩。

    我们常在一起，几乎形影不离。一次，她来到我房间，用手捏一下床上的被子就说，这么薄怎行，我们都盖十斤的棉被。吓我一跳，从未听过有这么重的棉被，她不以为然地说，还有十二斤的呢。

    有一回下乡帮农民挑肥，每人一对簸箕，装满就走，途中要翻越一座山，那天不知来回了多少遍。我和阿海挑着空簸箕返回时，走到山顶，看四周群山，凉风习习，很惬意，不管周围都是来往的农民，我俩放声大唱起来（现在回想当时很多傻劲头）。记得其中我唱了几遍毛泽东诗词《送瘟神》——“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因为在劳动中，热血沸腾，声带充血，所以声音特响亮，轻易就攀上了高音。其实声带充血的时候唱歌最易坏嗓，一时兴起，那里懂得。

    一次我和阿海跟着剧团的人到水库玩。晚饭后，其他人在捕田鸡煮粥，我和阿海走到房后，坐在水库宽宽的堤坝上。那夜景色真美，月亮悬挂在宽阔的水面上空，群山无言，连小虫都在睡眠，那真是一个深远又静谧的空间，这空间里只有我和阿海。那夜我们放声唱了一首又一首的歌：“唱支山歌给党听”、《地道战》插曲“毛主席的话儿记心间”、“都有一颗红亮的心”甚至“让我们荡起双桨”“学习雷锋好榜样”……,所有想得起唱得出的都无遗漏。四周依然寂静，唯有歌声在群山和水面之间流动。直到循着歌声找到我俩的同事说粥煮好了才回去。现在我闭上眼都能回到那个空间，但是这么纯净的心境可能再也找不回了。

    到新丰差不多一年的时候，剧团到韶关参加韶关地区文艺汇演，演出期间观摩了同地区其他县参演的节目。记得南雄演出队有一个《看孙女》的节目非常受欢迎，很多演出队先后上门学习。新丰队只有两三名女演员，很多节目要学，再也抽不出一位女演员去。不知那位同事提议由我去学并由我来表演，队长同意了。

    现在看起很突厄的事，在当年那种文艺宣传队各个行当并不是那么专门的情况下却不由得推搪。阿海说：“我教你学老太婆走路”。就在汇演演出队住地的空地和走廊里，阿海在前面走着，我在后面模仿着，她又反过来指点着。终于在汇演结束离开韶关之前，节目学下来了。这是一个独角戏，从开始到结束只有扮演老太婆的演员在舞台上边说边唱。回到新丰后这个节目要上台了，阿海教我如何用黑色的眉笔在脸上画上皱纹，用定妆的白粉洒在头发上做出白发苍苍的样子，又从为数不多的演出服中挑选了一件黑色的大襟衫给我穿上。《看孙女》在乡下舞台演出过很多次，第一次演出的时候，阿海不放心，一直站在幕边看着。我们还一起向来新丰演出的韶关军分区文艺宣传队学习舞蹈《送公粮》，一起演出，舞蹈中我还负责独唱一首山歌。

    空闲的时候，阿海带我去找她的朋友，一位从汕头幼师毕业分配到新丰县机关幼儿园的谢老师。她比我们年长一点，已经在准备结婚了。我们常聚会在谢老师家，她就像一个大姐姐一样。

    我的父亲在从化干校得到假期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来新丰看我。那天阿海在天井厨房，捡来柴枝烧火，煎了一大盘塞满肉馅的鸡蛋角给我父亲吃，这蛋角在当时真是美味佳肴。离开新丰后，吃到蛋角，我自然会想起阿海。
    我调到韶关地区文工团后，和阿海通过几封信，慢慢就失去了联系。

    现在的阿海，想必是儿孙满堂了。我走后几年就听说她结婚。很想有什么机会再见她，甚至想写信到新丰县委打听她的状况。我们分别太久，若有见面不知还有没有当初那般纯洁的心态。不管如何，我还是很想念她。

编者：这是姐妹之情，来自于生活与工作，更来自于相互的体贴关心和爱护，这种友情，纯真、圣洁， 在物质贫乏的年代更能充分地体现出来。

西咪替丁

期待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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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来自草根阶层的同事

剧团的同事基本来自下面小镇或当地农村。我在新丰时间不长，没有机会了解他们的经历，只知道他们从业余走到专业的过程里没有接受过系统的专业训练。但他们对表演很热衷，常用很崇拜的口气提起韶关地区采茶剧团，说起某某花旦某某小生，甚至边说边模仿他们的动作。我现在还可以回想起他们用客家话说时的语气和眼神。

他们同样用崇拜的语气说到剧团原来的编导，几乎认为他是新丰县最有文化，最有涵养的人，是当地的学术权威。当时文革遗风还在，权威靠边站。队长在乐队拉二胡，做不了编导的事。平日排练，他们集思广益地群导群演。但是他们经常跑到这位前编导的家，向他请教，和他讨论。我跟着去过一次。那位前编导的确很有涵养，有种谦谦君子的感觉。他看到我，问了一句：听说你因为D大调的问题和队长发生了冲突？因为和他初次见面，不熟，我只是笑笑，他也就没有再说什么。原来剧团发生的每一件事他都了如指掌。他得到了老同事的尊重和信任。

剧团中大部分男同事娶的媳妇放在老家，生的孩子留在老家，他们用一个月几十元的工资支撑整个家，生活不算富裕。但他们很坦然，有时也很快乐。每到墟日，就见他们在天井厨房里杀鸡炖肉。我啥也不会做，唯有煮一锅番薯慰劳自己，他们看见就笑，从此我得了个“番薯妹”的称号。

从他们那里我听到一些来自草根的笑话。那时手表属于奢侈品，一百多元价钱的手表对很多人来说只是梦想而已。他们就说，某人买了一块二手手表，表上分针上行到9的时候总在发抖上不去，每次某人就要把手臂斜反过去帮那分针上位。其二，某人用十五块钱买了一块表，睡到半夜一摸没了，用油灯一照，只见手表零件散落一床，捡到快天亮了还差一个零件，用扫把在地上搜，在垃圾尘土中才把零件找齐。他们用新丰客家话说，讲得有名有姓好像真的有这回事。对他们的方言，不久我已经可以听懂了。

有家的男演员都住在天井两旁，唯有一家住在我们这一排最后一间房，主人是剧团里常演反派的演员，他从农村娶的媳妇带着一个约四五岁的男孩长住在那里。可爱的小男孩常常跑进我的房间，用客家话稚气地说东问西，甚至爬到我的膝盖上去玩弄桌面上的东西。这男孩现在应该是近四十岁的人了，不知他有无走出新丰那座小山城。

那时粮食定量配给，买饭票买米买饼都要凭粮票。每月我好像有二十七斤粮，我常把一些剩余的粮票送给这位演员，他很高兴。

剧团的人对我很好。有一天我起早了，走出大门，发现他们全在做早操。怎么从未叫过我，大概优待我，让我睡懒觉吧。

有一回下乡演出，所有演出道具和各人行李都要自己挑着走，整整一个上午都在路上。记得其中有一段路很险，所谓的路，只不过是绕在高山腰上的一条明水渠。水渠很长，一眼望不到尽头。我们脚踏着水渠外边缘走，很窄，不知有没有60公分宽。左边靠山绕着一条并不浅的水带，右边是万丈深渊的山崖，我走得心惊肉跳。剧团的人不管男女个个肩挑重担，我却只能用一条棍子两头穿着两个军用书包跟着走，我的行李和扬琴已经让其他同事分担了，那部扬琴已经是新买的沉重的大琴。

编者：无论到了什么环境，都得适应它，融入在民众中，投入自己的情感，才能在艰苦的环境里，感受到互相关心的快乐与温暖。

通往夏天的门

这文章看了真唏嘘，那个荒谬的年代夺去了太多人的青春，甚至生命。

新丰家园

罗小平老师《新丰记忆》的连载之四

（四）快餐式的工作方式

     在我之前，从未有过从音乐学校毕业的学生进入新丰县，是否空前绝后就不清楚了。

    在外人的思维里，既是专业学校出来就应该对这一行一懂百通。我来后，很多音乐写作自然交给我。

    早上八点集中在会议室，队长捧着一叠油印好的文字剧本，发放给演员，分点角色，然后就会对我说，你回去写音乐配唱腔，十点钟拿出来刻蜡版。就像在办公室吩咐秘书把一篇文章打出来这么简单。一个小歌剧唱腔有七八段，连开场过场等等，大约十几段吧。我也很简单，没想过不行。其实那时什么素材积累都没有，写的是南腔北调，想到那就写到那。记得我写的第一个小歌剧旋律风格完全是陕北调，后来又写小合唱、舞蹈音乐……。写作的方式依然是快餐速度，文字交给你之后，几乎就有人在等着刻蜡版。

    这种写作方式实际很锻练人。在新丰，我在毛主席语录发表的过程中边听边配曲，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把语录念完几分鈡后，新出笼的语录歌就已经交到惊讶的队长手里了。随着群众欢呼游行，剧团的同事就唱着最新出笼的语录歌登台表演。我当时整个人处于写曲的狂热中，抓到歌词就想让它插上旋律的翅膀，没有更好玩的游戏了。

    这种快餐式写作习惯一直保持至今。后来在韶关文工团，创作会上领到任务，散会时就交稿了。在国外巡回演出，临时更换节目或改变表演形式的事常有，往往得到消息离登台只有几个小时，只好在候车中写音乐，到剧场排练一次就演出。后来我回母校进修作曲，一次在等上作曲课的时候，怕老师说我写得少，站在门外我用刚刚在图书馆抄下的歌词加写了一首，复课中老师反而说所有功课这首最好。当我告诉她这曲是刚才在门外写时，她诧异地望着我，久久没说话。后来有人告诉我，老师高兴地对人说，罗小平竟然能在走廊作曲。她不知道，长期工作在演出第一线，面对瞬息万变的本事就是要快！这种能力优点很多，缺点也很突出，长期这样已经不习惯对作品精雕细刻，写作只追求现场一时的感觉，当老师要求把作品再修改时，找不回原来的感觉就会对作品越改越陌生，最后连听也不愿听，宁可另起炉灶。

    所以我只可以做战地作曲家。想不到开始的工作方式会对我影响至深。

   回想在新丰的写作，我常会发笑。那时的剧情，本本都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一有矛盾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若反方有一位是根正苗红的人肯定就是被走资派所蒙蔽，这时一位老贫农出来忆苦思甜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因此，几乎场场都有忆苦的唱段。

    一句“想起旧社会……”，音乐就来个散版，“1……7……6……5……”二胡在颤弓、扬琴在低音区轮奏，表示黑暗来了，然后扮演老爷爷的演员颤颤兢兢地开腔：“旧……社……会……”，不知要唱多久才完。后来在韶关地区文工团乐队里吹管乐的同事就说，凡是一到“旧社会……”，他们就上洗手间，因为这种唱段几乎要唱到最后一句“立志为无产阶级奋斗”的时候才会加奏管乐，他们说从洗手间回来也许第一句唱腔拖腔还未完呢。

    我没有统计过在新丰期间写了多少作品，我的作用和单位里修电灯的工人一样，随叫随到，也不知道修理了多少回。

编者：每个时代的音乐都有独特的特征，文革期间的“三突出”是典型的例子，就像是一套公式，大家都遵循这规律来创作与表演，而战地新歌式的创作要求，使创作者为难的同时也造就出新形势下的战地作曲家。

新丰家园

（三）玩具般的扬琴

      初来报到，宣传队队长把我介绍给全队的人。当我看到将为同事的人时，心里很吃惊，文艺宣传队不是亦歌亦舞吗？眼前的人怎么有老有小、高矮肥瘦？原来这队伍是文革前一直顺延保留下来的采茶剧团，生净旦未丑齐全。叫宣传队不如称为剧团更为准确。

    队长问我会做什么，我说会打扬琴。“有！就是钢琴嘛”队长用我当时还听得不太懂的客家话说了一遍。后来我才知道，因为扬琴的琴弦用钢丝做成，因而叫钢琴，真有他的道理。那么二胡不就该叫尼龙胡了吗？我不知道真的钢琴他们会叫什么，那时钢琴是被批判的封资修大洋古代表，根本无法用到，也就没有机会和他探讨了。
    一会一部不知被封尘了多久的扬琴送到我面前。学校的扬琴有四个竖排的码，可以弹奏出二十四个大小调，每个调有三四个八度的音域，它却只有两竖排码，一个八度多一点音域。哦！几乎是玩具而已。

    这就是我工作唯一的工具。

    没有琴架，剧团的人竟从旁边的学校里搬来一张破旧的小学生桌，扬琴不能平放着弹，我从大屋后门出去，在地上捡了一块砖头，放上桌面，让扬琴斜靠着它。这琴不知被埋放了多久，琴声已不成调，一问，连调音匙都不见了。我向他们要来铁钳，钳住穿着琴弦的琴钉来调音，钳子太粗琴钉太小，一拧太高、一回转又太低，紧抓住钳子用内力控制着来扭动，每次都拧得胳膊发酸。这把铁钳伴我上山下乡演出好一段，直到要参加韶关地区文艺会演批准我回广州买新琴为止。

    记得参加第一次演出的地方是在新丰县广场舞台上，当各方已就位的时候，我还在狼狈地搬小学生桌，放砖头，架扬琴。

    编者： 此文提到的“钢琴”问题似乎“可笑”，却是确实如此，在那个信息、交通都比较落后的年代，山区小县城的人就没见过钢琴，全县仅有的一部扬琴已经是难得的乐器了。在我的记忆中，大约是六十年代初吧，县里曾有位姓杨的大人在舞台上演奏过， 那时大家都是管它叫“钢琴”的。

新丰家园

罗小平老师《新丰记忆》的连载之二

（二）宿舍与邻居

     1968年11月，踏进那间寺庙般的大屋，我的学生身份就终结了。

    大屋约50米深，一进大门就看到右边有一个做排练场的大房间，左边还有一个大房间做宣传队会议室，往里是一个方整的天井，中间横建了几排炉灶，分在各人名下。天井两旁是男演员宿舍，天井后有一面墙，转过去就到后墙了，后墙边有一个出口作后门。利用两墙中间的空地，用砖砌了一排房子，同样是宣传队演员住，我被分在其中的一间。房外墙是砖头，但房与房相隔的是木板，几乎一声叹气两邻听闻。

    比我先来报到的两位广州美术学院附中男生住在我隔壁，同是广州来相见特亲切。可是他俩运气不好，一来就被放在离县城十几公里的干校劳动，后来要他们画毛主席像才让暂时回城。他俩在我隔壁老吵架，一位是江西老红军后代，皮肤黝黑，姓郭，说话调侃，有点狡狤，一位是广州知识分子子女，斯文白净，姓杨，在班里专业第一，有点憨厚但很脆弱。姓郭的老在欺负姓杨的，其实他俩关系也不错，同出同进，老红军的儿子说话句句要占上风，杨说一句，郭就揶揄几句，我在隔墙听得暗自发笑。后来落实政策。郭的老红军父亲把一家人带回江西瑞金，走的时候郭象脱难一样高兴，还说很想念那里的南瓜饭。杨的命运很惨，郭走了，一年后我也走了，剩下他一人绝望地留在新丰，知识分子的家庭没有任何能力把他调回广州，县里也不怎样用他，因为他坚持西洋油画那套立体多层次的技术，不甘融合当地画政治宣传画那种方式。他曾对我说：那些把画面刮得平平的算什么油画。我到韶关后曾随团回到新丰演出，他看到我，非常失落地说：你们都走了，剩下我一个。我因为要随团活动未能和他细谈，说了几句我要走，他跟随我走了几步，很多话要说的样子。后来听说他神经不正常了，回到广州治病，有好转，找了一条船到江上画画，一失足淹死了，有人说他是自杀。我知道以后很后悔当时没有细听他说话，写封信鼓励一下也好，但我出离了新丰，那有力量劝解，他太脆弱了。

    编者：当年的政治环境就是如此，也许现在的年轻人无从理解，一个小小的山区县城也不能与世隔绝，也必须与时代同步，从省城到县城的知识分子就如文中所述，命运与时代紧扣，谁也无法逾越，谁也难以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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