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叔从老家过来,带来了两包番薯干。 一家老小围拢在一起,边吃番薯干边聊。吃着吃着,父亲突然说:“我们兄妹几个,还是英妹做的番薯干好吃,软、甜,有泥巴味但又是淡淡的。”很随意的一句话,却让四叔的脸部肌肉明显地抽动了一下,也把我的思绪拉回那山那溪那人。 从省城往东北方向走,一直往山上走吧,你就使劲走,经过六百六十六个坳、九百九十九个弯,你会看见一个群山环抱的小县城;还没到呢,还得再往上爬好长一段弯弯曲曲的路,往下再拐好长一段曲曲弯弯的道。当你感到很晕眩时,一阵很清新的微风会让你精神抖擞,这就到了,这个被山包裹着的小山村,一条小河自西向东静静地流淌。在山与河之间,错落有致地分布着水田、旱地和房屋。 这个村子叫玉盘。一开始我不理解这名字的意义,后来,村里最有文化的三叔公给我念了白居易的《琵琶行》,说里面有一句“大珠小珠落玉盘”,写的就是玉盘村的美景,当时很信服,也很自豪;长大后,知道人家老白那写的是音乐,而且他压根就没有到过我们村,但头脑里还是很执拗地将村里的风景与玉盘联系起来:全村被山包裹着,真的很像一个盘子,大冬天的早上,点缀房前屋后的霜雪,在阳光照射下发出闪闪银光,那不就是玉盘么?啊,我那美丽的玉盘!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一个冬天,夜幕在寒风侵袭下显得异常单薄,就像快要破碎。这时,一声婴儿的哭声从村头断断续续传来,一直传到我家的四五间瓦房前,然后是急促的敲门声响起,惊恐万分的爷爷奶奶忍了一阵子,最后还是开门了。 第二天,本来就有四个儿子的爷爷奶奶多了一个女儿,名字是当时已经读完初中三年级、在家务农的爸爸起的,叫念英。她就是我的英姑。随后的一段时间里,全家都显得很忙碌,奶奶忙着带英姑全村讨奶喝,爷爷还要忙着向大队支书罗建国求情,与他私底下订立协议:每年给罗家三担稻谷和四担番薯,罗建国保证不将爷爷奶奶收养英姑的事向上告发;而爷爷也要保证将此事保密,以免影响罗建国的大好名声。 四个儿子正在长身体的时候,家里的粮食本来就很紧张,现在每年还少了三担稻谷、四担番薯,这种压力可想而知。但这种压力没有压倒全家,不仅爷爷奶奶坚强地挺着,爸爸、二叔、三叔,也突然变得很懂事,虽然觉得白白送人稻谷和番薯好奇怪,但也只有跟着大人默默承受。就连只有七八岁的四叔,有点好吃的都会让给他的小妹。 英姑六岁的时候,爷爷的长孙出生了,那就是我。我的记忆里最温暖的片断,大多与英姑有关,她总带着我一起与村里的小伙伴玩,玩伴里还常常有罗建国的儿子罗小聪,他比英姑小两岁。后来她读小学了,我就经常跑到学校门口等她放学,然后一起边玩耍边回家,什么跳格子、打纸片、滚铁圈,我们都很快就学会了。这段时光是快乐的,但快乐中也伴随着一点点的不快,那就是每次英姑和我与小聪一起玩,总会被四叔大骂一顿。 英姑是个很勤快的女孩,小学三年级已经很会做家务了,每天中午放学回来,就把全家的脏衣服用两个大竹篮挑到屋前大约三百米的小河边。小河很小,其实应该叫做溪,流到我们家门前就故意拐了个弯,在拐弯处留下一个一米左右深的椭圆形的小水潭。村里的人在河的两边铺了几块石头,大家都爱在石头上洗衣裳。 每次英姑到河边洗衣裳,我都要跟着去。如果是夏天,我常常在英姑洗衣裳时脱光衣服,跳到河里游泳。这样的时候,英姑一般都会恼我,说我调皮捣蛋,但她明显阻止不了我,最后只能提醒我注意河底可能有尖嘴的石头,会割破脚底的。学会游泳后,我经常潜到水底,慢慢地靠近英姑,突然一跃而起,把她吓得一跳。有一次,还真的把她吓得掉到水里,膝盖还受了点伤。回到家里,英姑却并不告我的状,说是自己不小心掉河里去的。我在感激之余,也慢慢地学会照顾人了,拿来罗小聪借我的万花油帮英姑搽伤口。 后来,大约是初中一二年级时吧,英姑还跟着奶奶和妈妈学做番薯干。她们先是把番薯洗干净,用薯刨刨成厚度均匀的薯片;把这些薯片放到一大锅开水里煮一小会,捞起来,撒到晒谷坪里晒干;然后,再把这些晒得很干的薯片放到饭篜里蒸,再晒,再蒸,如此重复几次(最标准的做法是九晒九蒸),直至薯干成了黑色,黑色中透着澄黄,而且又软又韧。英姑学得很快,后来甚至超过了妈妈的水平,在奶奶去世后成为全家做番薯干水平最高的一个。这一点,就连性格很好强的妈妈也是认可的。(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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